宋代的单色釉瓷取得了很大成就，名窑遍布全国，其中最著名的为：“汝、钧、官、哥、定”。
　　五大名窑。
　　1、汝窑
　　汝窑瓷为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一带，宋时为汝州地，故名。汝窑除烧青瓷外，兼烧黑瓷、酱釉瓷和钧釉瓷，以青瓷最为精致。汝窑青瓷的胎质细密，呈深浅不同的“香灰色”。与同期官窑器很相似，釉色以粉青为主，另有天青和卵青。釉层透明和不透明的均有。釉青一般都呈一种内蕴的木光。开片是汝窑的一个重要特点，无纹片的很少。纹片深浅长短交错排列，密而不乱。器物尺寸都很小，造型以盘、碟、洗为多，其中椭圆四足盆是汝窑的特有造型。汝窑的烧制时间很短，存世品不足百件，非常珍贵。从明宣德开始有仿制品出现，清初雍正已能仿得相当好，近年河南省也有新仿汝窑器。
　　2、钧窑
　　钧窑产地在今河南禹县，因与汝窑有密切关系，历来有“汝钧不分”之说。钧窑始烧于北宋，盛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影响扩展到河北、山西两省，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钧窑体系。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钧窑凡为宫中定烧的陈设瓷，底部均刻有一、二、三……的编号，编号越小，器物越大。因钧窑瓷器传世极少，弥足珍贵。
　　3、官窑
　　官窑专指北宋汴京（开封）官窑和南宋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因专烧宫廷用器，产量很小，传世品也极少。
　　北宋官窑瓷的釉色以粉青、月白为主。虽然被称为“亚于汝”，但也是莹如堆脂，釉表红棕色或无色的片纹或疏或密清晰可辨。底部可以看见烧制时的支钉痕迹。器物都是各种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仿商、周、秦、汉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很多。
　　南宋官窑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纹片。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这称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典型特征。
　　4、哥窑
　　哥窑产地不可考。瓷器的显著特点是通体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同，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黄色，有“金丝铁线”之称。开片形成原理是由于胎、釉的膨胀差异而造成的釉面开裂，本来是一种缺陷，但哥窑却通过人工控制有意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特征，使釉表出现冰裂或鱼子状的纹片，再染上或黄或黑深浅相间的颜色，形成一种残缺美。哥窑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骨也厚薄不一，胎色呈黑灰、黄数种。由于釉层非常厚，使器物的外观圆润饱满。釉色大多呈灰青色，也有的是月白、粉青、米黄等色。底部用支钉烧制，涂赭紫、紫黑护胎汁。明清以来仿哥窑的很多，大部分是景德镇官窑制品。明中期的成化和清前期的雍正、乾隆的仿制品都相当精美，但缺少一种古朴沉静的韵味。
　　5、定窑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以盛产白瓷著称。定窑在唐代早期就开始生产，到北宋发展到全盛时期，元代已停止烧制。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是定窑白瓷的重要特点。定窑的釉面装饰，是宋代瓷器中最为精彩的。宋早期的定窑白瓷采用刻花的方法。稍后，又出现刻花和蓖划相结合的装饰。到北宋中期，定窑开始采用印花装饰。纹饰多在碗、盘的里面，布局左右、上下对称，以细、密为特色。类似于宋代缂丝的方法。北宋早、中期定窑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黏附着垫烧的沙粒或支烧痕。后期定窑采用口沿在下的覆烧工艺，因此口沿有“芒”，但烧成的器物都很规整。作为皇室使用的贡瓷上，口沿都包上金、银或铜，更显豪华尊贵，故称之为“金装定器”。除白釉外，定窑还生产黑釉、酱釉等品种，被称为黑定、酱定，价格均高于白定，是难得的珍品。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器，称为“粉定”。区别之处在于景德镇仿定器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钧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官 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定窑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古窑址群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内，曲阳县宋代属定州所辖，自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将窑场以所处州府冠名始，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均将此地出产的瓷器称为定瓷。目前已发现的定窑遗址残存及古墓葬出土器物可证实：定窑在唐代已开始烧造瓷器，是继邢窑之后中国最大的白瓷产地。
　　成书于明宣宗时期（公元1428年）的《宣德鼎彝谱》根据宫廷所藏瓷器的品质，首次提出了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此书中推举的柴、汝、官、哥诸窑产品都属于青釉瓷范畴。只有定窑，不仅大量烧制白色釉瓷器，也先后烧制出黑色、绿色、紫色、酱色、褐色、赭色、黄色、桔黄色、红色、蓝色、窑变色，釉下彩绘、釉上金彩……等色彩鲜明，釉色斑斓的精美瓷器，汇成了色系丰富的施釉工艺与装饰艺术。
　　定瓷产品在北宋时期之所以受到皇室的青睐和大众的喜爱，不仅在于其丰富艳丽的釉色，还在于它精美的刻花、划花、篦花、印花、剔花、贴花、堆塑、镂空、雕刻等胎体工艺装饰，以及神奇多变的器物造型设计。定窑产品所用的胎土都经过精心淘洗，土细、色白、润泽，因此，不同釉彩、不同造型、不同时期的定窑瓷器，胎骨皆呈现一致特定的白色，这是其他窑场的仿定窑器物无法比拟的。
　　哥窑
　　宋代哥窑瓷器的造型庄重、古朴典雅，釉色淡雅自然，尤以独特神奇的纹片为装饰而著称。清代乾隆皇帝曾写下十首赞颂哥窑瓷器的诗篇。宋人文献没有哥窑的记载，元人孔齐首次提及哥哥洞窑，由于哥窑窑址至今还未找到确切公认的窑址，因此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传世哥窑瓷器造型有碗、盘、碟、洗、瓶、鱼耳炉、罐等。烧制时大多采用垫烧工艺，个别用支钉支烧。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胎质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呈黑灰、深灰有紫口铁足的现象，浅灰、土黄的没有紫口铁足。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也有砂米黄、浅灰青、米黄色等。釉面均有纹片，有大小纹片相结合，有纹片非常细小的鱼子纹，有大纹片呈黑色，小纹片呈黄色的全丝铁线，有的纹片仅为一色。纹片按颜色来区分，有鳝血、金丝铁线，有浅黄鱼子纹等。按开片的形状来区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百圾碎、鱼子纹等。
　　宋代哥窑瓷器自诞生之后，这种风格独特的瓷器品种盛烧不衰，赓续相继，历代文人雅士为文作诗，赞不绝口。特别是釉面那种层层叠叠、千奇百态的开片纹饰，不但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审美的新情趣，而且确有“巧如范金，清比琢玉”之感。
　　汝瓷史话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Ｃｈｉｎａ（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１０８６年到公元１１０６年，仅短短２０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１０家，藏品不到７０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１９９２年秋，一件直径仅为８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１５４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５０００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１５０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６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２６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５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２５公里，总面积１１０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１９８７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２０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１９８８年秋和１９８９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１９９９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２０００年６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４７５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１５座，作坊２处，大型澄泥池２个，釉料坑２个，灰坑２２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１０月１８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２０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１９７８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６０００年之遥。
　　位于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１０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３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１５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７２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１４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８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４０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１２５０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２００１年７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１０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２００１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中国古代的女子在宋代以前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在此以前的男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健康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是他们基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男子是世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他们崇尚武力，喜欢征服一切具有挑战性的东西，这时的男人们表现出的是他们率直的真实。也是处处能够胜过女人的内心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只能持续到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阴错阳差，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居然作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这对以男人统治世界为常理的男权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打击。从此，女人兴奋了，男人震撼了，中国的男人对女人不再放心了。在传统的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中，男人被认为是精神的、心灵的层面，女人被认为是物质的、身体的层面。即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当男人觉得女人对它们构成某种威胁时，便会对她们进行诸多的限制。所以宋代理学家们在前贤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一系列压制和限制妇女的规则。所以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宋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很卑下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宋代书里及诗歌里可以看出宋代妇女是相当有地位的。“胭脂虎”、“河东吼”等怕老婆的故事都出自宋代。打丈夫，吓得丈夫满街跑。当然那么厉害的女人毕竟是极少数。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本文尝试从宋词中的爱情词来探讨宋代女子的爱情状况。
　　二、宋词中的爱情词
　　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更是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而其中所抒之情又以男女恋情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宋词中的爱情意识空前活跃。造成词长于言情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产生词的社会土壤是歌舞享乐，填词的具体场合是宫廷深院、青楼教坊，写词的目的是娱宾遣兴 ，唱词者的身份是歌舞女子，男女交往的频繁，使得情词便在歌宴酒席中感发出来。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昌盛，与此相适应的是都市里的酒楼、瓦舍大量增加，市民生活的提高，男女观、爱情观也发生了转变，所以人们都渴望大胆而真挚的爱情。[1]与之相适应的是，“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2]所以，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爱情词。归纳起来，宋词中的爱情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夫妻间的爱情词；情人间的爱情词；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1.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
　　自古以来才子爱佳人。很多恃才傲物的才子在政治上往往郁郁不得志，于是他们便放浪形骸，浪迹于歌楼妓馆之间，出入于花柳烟花之地，以填词作曲为能事。爱情词中以此类为最多。才子佳人间的爱情词大多香艳、哀怨。个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柳永，因其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惹恼了仁宗皇帝，所以仁宗皇帝罢黜了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中国词史上就有了一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柳永《风栖梧》写道：“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把思念恋人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情侣间不能见面，相思成疾，形销骨立。那对爱情始终不渝，锲而不舍的精神，千百年来震撼人心。张先《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骑渐遥 ，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 ，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对爱情的执着，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向往，对无聊生活的抗议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一位叫李之问的官员。并给他写下一首情诗《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后，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她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其夫把聂胜琼娶回来。自己得到了美满的爱情，也要成全别人。多么善良、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呀！女人同情女人，大爱战胜了自己的私心。
　　值得一提的是“小晏”晏几道，他是南宋非常著名的苦情词人。他对歌姬舞女的那种感情是相当真挚深刻的，所以他饱受相思之苦，“为伊消得人憔悴”，写下了大量的苦情词。“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蕨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长在眼。兰衾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多应不信人肠断，几夜夜寒谁共暖？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玉楼春》) 等等。“这些作品写的或是相别相思的惆怅和痛苦，或是相逢的欢欣，但感情却是如此深沉而又奔放，温柔而又真率，因而给我们的印象，就决不是一个玩弄者对一个被玩弄者在感情上的粉饰，而是爱侣们燃烧着的心灵的毫无顾忌的倾吐。”[3]
　　2.情人间的爱情词
　　情人间的爱情词清朗、明丽，处处透露出作者的渴望迫切之情。周邦彦的《风流子》很具有代表性。这首词诉说相思怀人，表达对情人的渴念之情，除起首三句写景之外，全是想象，感情随着想象而逐渐加深，最后达到控制不住的境地。“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感情已是喷薄而出，祈求苍天，可见怨之极，渴望之急，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出，非常激烈的表达了词人对情人的思念之情。
　　朱淑真《元夜》：“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新欢入手愁忙里”，她又有新欢了，看来她不止交过一个男朋友。在这里，她用“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的缠绵之辞，把她同恋人幽会的情景，写的有声有色，毫无隐晦之处。由此看来，早在几百年前的宋朝就有女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了。再看朱淑真《清平乐》：“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首恋情之作反映她于含烟带露的季节来到湖上．在与恋人相见后，被留下一块游玩。正当两人携手漫步欣赏潮中的荷花时，突然间下起了蒙蒙细雨。为了避雨，他们在极其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窃窃私语，相亲相爱。此时他们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爱情烈火，不顾羞怯地倒向恋人的怀抱。这时他们默默无语，如痴如醉地享受着世间美好恋情的幸福，一度欢乐之后，最后不得不分手了，这时候难分难舍，是最难过的时刻。回到家中，总觉得心中空空荡荡，百无聊赖，连妆台都懒于靠近，哪里还有心情去梳妆打扮呢？这首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两句，这一种近似放荡的爱情表白，写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敢于写出这样的词句，表现了她对爱情勇敢大胆的追求。难怪乎李清朝、朱淑真被后来的道学家们贬斥为“淫娃佚女”、“有失妇德”。然而词论家却不吝啬，给予她俩高度的赞扬：“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均善于言情。”[4]
　　3.夫妻间的爱情词
　　夫妻间的爱情词写的主要内容是互相不能相间的苦闷与缠绵。苏轼纪念老婆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成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起来都感动万分。十年的时间，在短促的人生中，是一段漫长的途程。然而，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他不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而且思念之情，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怀想至切，却生死相隔，不得一见。“茫茫”二字，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清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茫茫”前的“两”字。“两茫茫”，就不只是讲诗人这一面的心情和感受，也同时包含了九泉之下的妻子在内。生者和死者，一样情思，一样哀绪。这里将无知作有知写，虽系虚空悬想，却更见得夫妻二人生前相知相爱之深，死后刻骨相思之切，以及相思而不得相见之痛。
　　贺铸也有“原上草，露初，旧楼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鹧鸪天》)这样感人的词句来写伉俪之情的温馨，糟糠夫妻，情如磐石，妻子“挑灯夜补衣”的形象使词人难以忘怀。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女人的深情怀念，是宋朝男人对女人的痴情，男人的痴情注定了女人婚姻的美满。可见当时的女人还是相当幸福的。
　　说到夫妻情意，李清照更是以其女性的身份塑造出多愁善感、缠绵凄惋的自我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词人的情感历程和内心世界。不论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的相思难熬，还是“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的忧虑，亦或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的憔悴，都感人至深，都表达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深切怀念。
　　此外，能表现宋代女子爱情状况的还有她们自己写的爱情词，通过词作来抒发她们对自己心上人的要求和择偶标准。宋代女子自己写的爱情词并不多，并且大多含蓄、内敛。其中只有朱淑真是个例外，她清真丽质，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作起词来热情奔放，才情毕露。如她幼年时作的《秋日偶或》诗三：“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这不但反映出她自恃才高、放诞风流的性格，而且她的挥偶志愿也十分清晰：就是儒雅英俊、学识广博、风流倜傥的萧史一类人物、是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的终身伴侣。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宋代虽然创建了理学，但只是始作俑者，宋代本身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到了明朝，统治者才变本加厉，严酷的摧残妇女。所以明代的贞节烈女特别多，为了名节，女人必须以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所以到明代以后，中国的女人才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由于程朱理学在宋朝的影响有限，理学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等因素的影响，宋代女子的思想并不保守，社会地位并不地下，宋代的女子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也可以果敢的和不如意的丈夫离婚（如李清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宋代女子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她们能够得到比较美满的婚姻。但这些都是相对的，在整个的古代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男尊女卑，女子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在今天都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女性为了赢得自身的解放，仍须与传统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视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
　　读«水浒传»有感
　　读了部分的«水浒传»，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古代英雄豪迈的气概和性格。书中刻画了许多英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松、李逵和宋江。
　　武松赤手空拳地在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店家喝酒和打虎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武松很多英雄气概。在店家喝酒可以看出武松坦白直爽、争强好胜、不拘一格的个性；在打虎过程中，可以看出武松顾及颜面甚于生命、颇识时务，不粗莽行事的个性。在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后，他主动到衙门自首。在他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十几口之后，甚至在墙上用血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可以看出武松敢作敢当的性格。但他这一次并没有自首，而是去了梁山。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
　　李逵和宋江、武松相比是比较直来直去的。他一生忠诚于宋江，在宋江给他毒酒时，他也要追随宋江，对死没有一点怨言。在打仗时，李逵也是提着他的两柄大斧冲在最前面，从不畏惧，英勇可见。李逵对老母也十分孝顺，老母被老虎吃了之后，他一生气就杀死了4只老虎；遇见李鬼，李逵不但没有杀了他，反而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回去孝敬父母。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李逵的孝心。李逵做过的一件事令我十分佩服，那就是在他以为宋江做了坏事之后，要惩罚宋江，甚至对他破口大骂。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逵对“忠义”两字是把“义”字放在“忠”字的前面的。
　　宋江的性格主体是忠义，但他的性格是比较复杂的。他豪情仗义，喜欢结交江湖上的好汉。他十分有计谋，对人也十分仁义，所以弟兄们非常信任他。因为宋江想“招安”，导致整个梁山被利用，108名好汉被派去压制农民起义。结果只剩下了36位好汉，朝廷趁此借刀杀人。他壮大了梁山，却亲手毁灭了梁山。因为面子，他又毒死了李逵。对于宋江，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他的意愿，使整本书的结局成了悲剧。
　　梁山好汉聚集在梁山是因为“官逼民反”，他们只是想过上平静的生活，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深刻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败。«水浒传»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