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这篇传记是饱含感情的。他一面赞扬季布、栾布的优秀品质，称赞他们是英雄好汉，视死如归，重义轻生，死得其所，一面又对刘邦的奸诈、猜忌、残忍和气量狭小等丑恶方面进行大胆的揭露，使其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表现了他强烈的爱憎感情。文中有些对话，像季布当廷对樊哙的指责，栾布对刘邦的反驳，理由充分，说理深刻，有极大的说服力。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从而也表现了人物的性格。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又说：“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司马迁受宫刑后，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故有《史记》之作。由此可见，司马迁非常注重生死关头的选择，不能死得毫无价值。司马迁忍辱而著《史记》，季布忍辱而名显于汉，皆有相通之处。所以，司马迁在赞中说季布忍辱为奴是“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这恰是《报任少卿书》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
季布是楚人，非常讲义气，名声很大。后来，成为项羽手下的将领，好几次困住了汉王。项羽败亡后，汉高祖下令缉捕季布。季布躲到濮阳周氏家里。周氏对季布说：“如果将军能听从我的话，那么我才可以出计谋救你。不然，我宁可自杀，也不愿与你一起被捕。”这是因为周氏怕季布刚烈，一时受不了羞辱，所以先用话截住他。季布答应了，于是周氏剃去季布的头发，穿上褐衣，放在广柳车中，与家僮数十人卖给鲁朱家为奴。当初，项羽英雄盖世，而季布在项羽手下居然能以勇闻名，而且数有攻战之功，实在不简单，可以想像，季布是一个何等刚勇的壮士。卖身为奴，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当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他没有轻易地选择去死，而是忍辱求生。“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这“摧刚为柔”，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意思。当时的人们很佩服季布的这种忍辱精神。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对比。淮南王刘长为人刚，骄纵不法，被文帝发配到蜀郡。他就不能够忍辱，说：“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人生一世间，怎么能够如此愁闷不安？”于是他选择了绝食而死。可见，淮南王虽刚，但还不能摧刚为柔，也就算不得勇敢。
可以说，司马迁描写季布的重点正在于季布能够“摧刚为柔”。《太史公自序》中就说：季布“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执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如果说司马迁意在歌颂季布的气节任侠，那么大可不必于开篇竭力描写季布脱难一节，而是可以直接从他为汉臣时事迹写来。至于为什么要先写季布为奴，然后才写他折樊哙、谏文帝，姚苎田说得好：“《季布传》史公赞中独反覆叹息于始之为奴朱家，自重其死处，故起一段亦极意描写，比《游侠传》尤觉精神，而特以能‘摧刚为柔’先下一句断语，然既将其柔处写得奄奄欲尽，势必再将其刚处特一振刷之，方显得始之贬损，大有深意。故接手便将廷折樊哙语写得毛发欲竖，此相救之法也。”本篇后来对季布的描写说明了季布仍是刚直之人，对比之下，前面的忍辱求生就更显得他“摧刚为柔”的难得了。
但司马迁并不是赞成毫无原则的偷生苟活，他也十分赞赏那种勇于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在本篇中，栾布哭彭越一事正足以显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态度。汉高祖以谋反罪名杀彭越，又明诏禁止收尸。栾布作为彭越的故友和下属，置死地而不顾，“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关头义不容辱的精神。就像赞语中所言，栾布确实做到了知道自己的大义所在，所以毫不吝惜生命，可以比得上古代的烈士。在《史记》中，记载有许多这样的光辉形象，如挫折强秦的蔺相如、投身汨罗的屈原、自刎乌江的项羽等等。
司马迁在赞语中说季布“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贤者诚重其死”，栾布“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谈的都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头选择生死的问题，这就涉及一个人的生死观。司马迁认为：“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廉颇蔺相如列传》）季布、栾布都在其生死关头，衡量客观形势，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可谓“知死”，可谓“勇者”，可谓善“处死”，所以司马迁将他们合为一传，如同双峰并峙，互为辉映，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