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自我的尝试和尴尬——解读韩少功的《归去来》
《归去来》叙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名叫黄治先的人来到一个村庄，被村民当成了另外一个名叫马眼镜的人。从小说中我们可以得知关于马眼镜的若干信息：这个马眼镜曾在山村做过民办教师(似乎是个下放知青)，好象他还杀了一个叫“洋矮子”的村民，还因拒绝了一个年轻姑娘的追求而导致那个姑娘的不幸……现在关于马眼镜的这些信息都由“我”(黄治先)来负载。在这种语境下，“我”渐渐把自己当作了“马眼镜”，并扮演起这个角色。在小说结尾，“我”潜逃回旅馆，给朋友打电话：
朋友称我为“黄治先”。
“什么？”
“什么的什么？”
“你不是叫黄治先吗？”
“你是叫我黄治先吗？”
“我不是叫你黄治先吗？”
于是，我迷惑不解：“世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吗？”
于是，我呼喊道：“我累了，永远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
评论家南帆认为《归去来》完全可以看作是关于“遗忘和恢复记忆这一心理冲突的情绪变体”(南帆《历史的警觉》，《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这种关于“失忆”、“记忆”的矛盾的观点其实与评论家对特定时代(主要是“文革”)的关注有关。这种“理解的前结构”限制了对小说的进一步抽象。在我看来，《归去来》与其说是关于“失忆症”的历史寓言，毋宁说是关于人类寻找“自我”的生存寓言。下面我将从三个层次对《归去来》进行解读，力图再现小说另一种面目，指出其高度的形而上的特征。
首先说一下“自我”的形成和确认过程。萨特指出，“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而本质(“自我”)又是在不断的选择中完成的。这种选择不是完全自由的，它受到的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正如迦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人是被抛入语言的，他一生下来就进入到一种固定的意义网络中，这个意义网络规定了他的思维、行为方式以及他与外界的交往方式，他必须接受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一种被给定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因此语言“居用”(海德格尔语)着人、言说着人乃至决定着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便是语言的“囚徒”。例如，我们要问，一个男性生来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性生来就是一个女人吗？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语言这个“意义网络”在起作用，“男人”往往与阳刚、勇武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女人往往与阴柔、温婉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语境确立了“男人”或“女人”的本质。同样，“自我”的本质也由语言来命名。韩少功正是一个对语言的魔力有着深切体悟的作家：在《爸爸爸》中，丙崽——一个不会思想的病理学形象竟包涵了那么多的文化含义，不正是缘于作家对语言的体认吗？在《马桥词典》中，作家更是大胆地以语言来代替故事，让“语言的言说”(而不是事件)为世界和人类命名。《归去来》的文本中，“黄治先”不断地以外在于小村的那个世界的卫生、服饰、事业来提醒自己注意“自我”的本质；“马眼镜”则与小村人融合无间。二者自我形象的确立都是通过“语言”。
在对“自我”(人的本质)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一番说明后，下面便谈谈《归去来》重构自我的尝试。
如前所述，既然“自我”由语言——一个庞大的意义网络来确认，那么要想重新建构一个“自我”，就必须将本来的语义网络搁置一边，进入到另外一个意义网络中去。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家的这一创作构想：
(洗完澡)穿鞋之前，我望着这个蓝色的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 觉，好象这个身体很陌生，很怪。这里没有服饰，没有外人，就没有掩盖和作态的对象，也没有条件(“条件”这个词很有意味)，只有赤裸裸的自己，自己的真实。有手脚，可以干点什么；有肠胃，要吃点什么；生殖器可以繁殖后代。世界被暂时关在门外了，走到那里就忙忙碌碌，无暇来打量和思量这一切。
“世界被暂时关在门外了”意味着由语言构成的庞大的意义网络被隔离，“自我”空白一片(“只有赤裸裸的自己，自己的真实”)，本质尚未设定。而一旦走入这种意义网络，“就无暇来打量和思量这一切了”。这正是现实中的我们大家的境况。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现在的我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可能成为另外的“我”？或是问：为什么“自我”的本质是这样，还有没有另外的样子了？可能真如小说所言，对这个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我们“忙忙碌碌，无暇来打量和思量”。是韩少功，一个非常富有理性的作家，以小说“来打量和思量这一切”，通过小说假设另一个“我”的存在，尝试着重构自我。于是，《归去来》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的巨大的隐喻体系。
为了重构自我，小说确实将原来的意义网络抛在一边，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意义网络中。这也正是小说富有哲学意味的标题昭示于我们的一个艺术构思。“归去来”作为一个动词短语，表现的正是“悬置”意义网络的动作。此处借用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悬置”这一术语(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误读”)。“悬置”在德文原文中是“加括弧”的意思，即胡塞尔所称的“终止判断”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悬置”意义网络并不是否定原来的意义网络，而是对其“加括弧”，不再把它作为建构自我的出发点。“归去来”一语的隐藏含义正是这种哲学上的“悬置”动作。据此可以解释，小说何以没有点明黄治先到小村的目的了，是小说的哲学蕴涵导致了黄治先的行动的无目的性。
“悬置”后，新的意义网络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的意义网络同样是庞大无比的，同样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且看小说中两处细节描写：
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小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
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人踩踏过，坐过，已经磨得中部微微凹了下去。黄黄的木纹，象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浸染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
小牛和门槛，作为新的意义网络体系中的具象物，都承受了岁月的磨刻。无论是“苍老的遗传”还是“凝成了一截化石”都说明二者承载着过多的文化信息。在这个由来已久乃至我们无法判断其新旧的意义网络中，“黄治先”渐渐地变成了“马眼镜”。对黄治先这一个体来说，其本来的“自我”渐趋消失，另一“自我”逐渐被建构。这一重构的过程正是“黄治先”被意义网络命名为“马眼镜”的过程。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另一“自我”，即“马眼镜”杀过一个被村民叫做“阳矮子”的恶人，且为山村的文化建设做出过贡献。他生活在真诚美好的人际关系中，与这个环境亲密地融合了。总之，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和谐的人性美，从而获得过本真人性的伸展与张扬。这一本质的确立，这另一“自我”的重构正是作家通过小说向我们展示个人乃至人类“自我本质”确立的另一可能。
不过，这种重构自我的努力又很虚幻，连作家本人也感到尴尬。
小说的标题“归去来”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是谁“归去”？从文本中不难得知，是那个叫马眼镜的人归去，也即是离开山村；是谁“来”？也不难得知，是那个叫黄治先的人来。“归去来”这一过程就暗含着一对矛盾，这是两个“自我”、两种本质不能统一的矛盾。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自始至终存在于小说中。小说一开始就说“我”对将要踏入的小山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缘自马眼镜；“陌生”缘自黄治先。在“我”被命名为“马眼镜”的同时，作为“黄治先”的经历依然在起作用。“我”不断地以“外部”世界的经历提示自己并非真的马眼镜。于是，一方面是扮演马眼镜的欲望诱惑着“我”；另一方面是作为黄治先的经历干扰着“我”、排斥着那种诱惑。两个“自我”在同一个个体上起作用，尽管在小说中重新建构的“自我”一度占据了主要地位。小说的结尾“我”打电话给朋友，朋友一下子将我重命名为“黄治先”，这时重构的“自我”与原来的“自我”剧烈撞击，以致产生了巨大的尴尬(本文开头引用的一段话)。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小说结尾的那句话了：
我累了，永远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
这句话用了一个“巨大的”作为“我”的的限定词。何以“巨大”？因为这个“我”实际上是本来的“自我”与重构的“自我”共生的混合体。而这二者又不能统一，所以“我”感到“累”了。
作为一篇小说，《归去来》为我们假设了重构自我、寻找本质的一种可能性。然而，时间是一维的、不可逆的；确认自我、设计本质的所有选择都是在这单向度的时间线条上进行的。另一方面重构“自我”则是在“悬置”本来的“自我”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假设是建立在二维的基础上的。一维的时间与二维的选择之间的矛盾暗含着“相对论”的宇宙观。正因这样，“重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成为非现实的。尽管如此，《归去来》仍以虚拟的形式给我们以启示，启示我们思考并寻找自我的本质。它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神谕”。其实，韩少功本来就有过类似的话，他说：“优秀的小说道破天机，让人接近神。”在我看来，《归去来》就是这样的优秀小说。
参考资料：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11/11/000451172.shtml

韩少功先生曾经在一篇《灵魂的声音》的随笔里这样谈到小说：“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韩少功的小说世界由寻根而开始，虚构出一个人性复杂、光怪陆离的文字空间。譬如在他的早期获奖小说《西望茅草地》里，作者就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当韩少功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佳作时，一个成熟的作家站在了读者的面前。《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落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女女女》则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须”的双面运演。评论家吴亮认为：“韩少功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当代是独步的，它的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在两个世纪行将交替之际，韩少功的小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的思想困境，它是前后无援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则认为：“我相信，丙崽(《爸爸爸》的主人公)的名声还会愈来愈大。人们将会认识到，韩少功发现了丙崽，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发现。韩少功帮助我们发现了人性，发现了自己。”
　　1985年开始，韩少功重构的小说世界包含两个层次：隐性的和显性的。显性层面奇奇怪怪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索解须深入到隐性的层次。在韩少功的世界里，显性有时表现为对隐性欲望、本能的掩饰，更多的时候则是被压抑的欲望、本能的变态化外显，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韩少功所塑形象为什么多为“畸人”。
　　九十年代，韩少功由湖南来到海南岛，经过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在沉静后又推出了他的“幻想自叙体”小说，如《领袖之死》、《会心一笑》、《北门口预言》、《红苹果例外》、《鞋癖》、《真要出事》等。这些小说大致包含了三种故事：一、自传性的回忆录；二、混乱的城市体验；三、知青岁月的魔幻再现。韩少功在这样的写作中似乎已摆脱了“寻根”时的某种理想，开始以一种世俗化的情感来体验记忆体验生活体验过去，然而在神神鬼鬼的叙述中又始终有一种智者理性的抗争。小说的语言从容自然，还杂夹着一丝的调侃，仿佛有一种看破世情的大彻大悟。而在小说《鼻血》、《余烬》等篇什里，韩少功以幻想重新裁剪了时间与空间，打通各种隔阂，让过去、现在和来世同时发生，让阴面与阳面穿透转换。这种幻想已到了入魔的程度———日常现实真实性沉沦了，迷失了，如庄子之梦蝶。
　　在文学日益成为边缘化的进程中，韩少功在小说创作之外，又发表了大量的思想性随笔，这些思想随笔以其锐气与深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能是随笔更能直观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吧。在这里随笔成为作者手中的武器，对现实进行发言。
　　面对九十年代的文学，你无法不面对《马桥词典》。虽然更多的人的目光是关注作为事件的“马桥风波”。事实上，《马桥词典》是一本充满真正先锋精神和语言魅力的小说。正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马桥词典》以词语单元为基本架构，在它的401个页码中，150个词语，琐琐屑屑的，带着乡村气味，不断地向中心事件集中，向马桥———一座遥远的湖南村寨汇拢。一幅充满人性光辉和思想智慧的历史长卷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马桥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这显然是一个罕见的实验。不难想到，在词典与文学之间抛出一条连结的索道，这需要不拘成规的想像力。可以说《马桥词典》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同时也显示了小说的可能性。只可惜由于“马桥之争”，评论家及读者过多关注论争官司的结果，而忽略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与艺术创新。这是传媒时代的特征，文学艺术显得无足轻重。
　　作为一位小说家，智者之思的随笔写作对小说有多大的影响？急于对现实对社会发言，会不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已经隐约地让我们看到文学本体的一次远离，小说还会是纯粹的小说吗？或者说，小说的形式还会像从前那样棱角分明吗？可能没有答案。但每一位小说家都必须面对。又或者如小说家阿城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