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社会学大师斐迪南·滕尼斯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不仅是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且对变革中我国的思想界应能有广泛的启迪。当然，启迪并不是照搬，而是一种用以创造的资源。
在滕尼斯时代，事实上也是在滕尼斯身前身后的整个市民社会时代，人们普遍有一种得自经验与理性的认识，即过去的时代人是以群的状态整体地存在的，而个人——不是肉体意义上的“一个人”，而是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独立人格与个人权利——只是近代化以后公民社会的产物。马克思的名言“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显得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是如此，卢梭的名言“臣民关心整体和谐，公民关心个人自由”是如此，而自由主义者把个人本位视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但历史上那种束缚“个人”的“整体”是怎样一种状态？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这种“整体”又有何区别？而所谓现代社会的个人本位当然也不意味着“一盘散沙”（那恰恰是传统时代的特征），比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如今社会的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与社会整合的程度是无庸置疑的，那么这种“个人的整合”又与传统的整体有何本质区别？应当说，这是一切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变迁理论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讲的古代个人“从属于整体”是个很宽泛的概念：“首先是家庭，然后是扩大的家庭——氏族以及氏族发展而来的国家”。我们知道，在摩尔根以前马克思尚无原始氏族公社概念，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先有家庭后有氏族，把家庭看作氏族解体后产物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论只是马克思暮年、主要是恩格斯时代的想法。而此前马克思一直把家庭、氏族与古代国家（由于西方已近代化，他把这种国家称为“东方”的或“亚细亚的”国家）都视为古代“共同体”。这些“自然形成的（按：显然指氏族之类）或政治性的（显然指”国家）“共同体都是扼杀个性
的”，个人那时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是“共同体的财产”——犹如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一样。由此便产生了所谓“古代东方普遍奴隶制”及“亚细亚专制国家”的概念。这些概念后来成为喜欢打“语录”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百年困惑，因为人们认定“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在“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的氏族公社”解体之后，自然就无法理解那种一方面没有“私有制”而只有“公社”，一方面却存在着专制王权、剥削与“普遍奴隶制”的“亚细亚国家”了。
这姑且不论，至少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古代家庭、氏族和更大的人群、包括所谓“亚细亚国家”在内都属于“自然形成的或政治性的”“共同体”。而这在当时并不为多数欧洲学人接受。因为在罗马以后的传统欧洲，“国家”（以及与“国家”相对的“社会”）长期不发达，人们主要生活在“自然形成的”（而非“政治性的”）较小群体中，诸如家庭、氏族、村社、教区、行会、采邑、自治市镇等等。“民族国家”只是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解构了上述这类小群体之后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同一过程也产生了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实际是特指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社会）本身。在这一背景下，“国家——社会”二元分析理论与把国家与“社会”都视为近代事物而与传统小群体（“共同体”）对立的二元分析理论便成为解释的利器。滕尼斯的社会学理论即为后一种二元分析的代表。
在滕尼斯的体系中，“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显然，滕尼斯不同于马克思，后者把传统的巨大群体“亚细亚”国家与社会都算作共同体，而滕尼斯的共同体则是小群体。滕尼斯也不同于哈耶克这类持理性批判立场的自由主义者，后者认为公民社会（即滕尼斯所讲的“社会”）是自然形成的，而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的滕尼斯则强调“社会”是人为的理性建构物。但有一
点是三人共同的，即他们都倾向于个人本位的社会。
从我们的角度可以把滕尼斯的观点概括为“小共同体”理论。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这种看法很流行。英语学术界把“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ty（社区），而波兰社会学界则用okolica（“周围环境”、社区）来称之。他们都以传统乡村为例，认为这种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如美国经验社会学奠基人W.I.托马斯曾引述波兰农民的话说：“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不少学者都认为，
传统乡村是“这样一些共同体：它们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由于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因而“这种传播模式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这样，农村社区便应当是一个大家能互相见面并且互相认识的群体。而传统时代对个人的压抑，则主要在这一层次发生。
显然，这种理论并未考虑这样一种状况：在远比宗族、村落更大的范围内存在着整体主义的统制力量，它在远超出口传文化与直接人际交往的时空内对个人、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与个人权利实行压抑，甚至“小共同体”的个性与权利亦在它的压抑之下、以致于在某种情况下“小共同体”几乎无法存在。然而这又并不意味着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的产生。恰恰相反，它会使滕尼斯意义上的“社会”更加无法产生！其实，前述马克思讲的那种“亚细亚国家”就是有这样的性质：它与滕尼斯的“共同体”一样压抑个性，一样具有非近代的或传统的、早期的性质，但却比滕尼斯的“共同体”大得多，且具有人为的目的性或“非自然”性。它与滕尼
斯的“社会”一样具有非自然的建构性，而且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造成破坏，但却绝无“社会”的个人主义基础，也绝不可能形成“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的一元即所谓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
事实上，“编户齐民”的古代中国就具有这种结构。秦时的法家政治便强调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小共同体，以建立专制皇权对臣民个人的人身控制。这样的结构既非滕尼斯的“共同体”，亦非他讲的“社会”，而且勿宁说正是它使得“共同体”与“社会”都难以成长，以至于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近代化过程启动的时候，出现的不是一个“社会”取代“共同体”的过程，而是“共同体”与“社会”同时突破强控制下的一元化体制的过程。——我国近代以来越是沿海发达农村，宗族组织越发达的状况就是例子。
我把这种并非“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但却比它更压抑个性的力量称为“大共同体”。它不是西方社会近代化时面临的问题，因而也不是滕尼斯等人论域中的问题。然而简单化的“拿来主义”却会造成两种偏向：或者无视传统中国的“编户齐民”性质而大谈小“共同体”，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宗族自治或村落自治的时代，把“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化现象的欧洲历史强套于中国。或者无视中国传统国家的非公民性质而大谈中国的传统“社会”，把“（公民）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用于剪裁中国历史。
传统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实行强控制的“大共同体本位”结构，这种结构既不能纳入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两分法、也不能纳入近代化以后的“国家——社会”两分法，但滕尼斯在论述由“共同体”向“社会”发展时体现的“独立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和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取向，仍然是极富启示性的。的确，无论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欧洲还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都要经历“个人”的觉醒与“社会”的成长。不同者无非在于：不仅“个人”而且连小“共同体”也受到极权压力的中国，在这一过程的前期可能会面临一个“个人”觉醒与“小共同体”觉醒同时发生的局面，正如西欧“个人”觉醒是与“民族国家”的觉醒同时发生的一样。但西方既然并未因此而走向“国家本位”，中国又凭什么会沉溺于所谓“亚洲价值”的“小共同体本位”中呢？

未卜先知很难，特别是关于未来。
　　——马克·吐温，幽默作家
　　请你根据以下提示猜一猜这是哪个国家：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生活水平也是世界第一的，拥有最庞大的军队，以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她是全球商业、金融中心，也是创意迸发，新发明云集的地方。她的货币是国际度量标准。
　　答案是：大不列颠。
　　事实上，我们稍微误导了你一下。更确切地说，答案是1900年的大英帝国。
　　甚至在更近的1922年，大英帝国仍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帝国。她幅员1270万平方英里（330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整个地球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四亿五千六百万，占到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象世界在仅仅100年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没有人能预见世界权力的流动和走向：美国作为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出现；苏联经历了崛起和衰落；现在强大起来的中国对美国霸权开始构成威胁。而现在很多人也对英国曾在全球格局中的霸主地位一无所知。
　　当然，预言是很难的，特别是关于超级大国的未来。
　　深陷泥潭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敢于预言。让我们重回大英帝国的时代做一次短暂停留，看一看1894年的马粪危机。
　　请想象一下1894年的伦敦：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一个人口密集的繁华大都市，同时也是世界贸易中心。交通运输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在十九世纪，马匹就是交通运输的代名词，至此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几乎每件制造出来的商品都依靠马来运输。任何一个大城市离开了马匹都无法运转。
　　结果就是，1894年，数以万计的马生活在伦敦。据计算，每一匹马每天都要消耗5英亩耕地产出的作物。同时，每一匹马每天都要制造15磅到35磅不等的粪便。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了，而是一个危机。马粪在伦敦的每条街上堆积起来，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这些马粪污染环境，吸引了成百万的苍蝇。而这些苍蝇传播致命疾病，比如伤寒。粪便散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而雨水令这些排泄物发生的变化，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马的繁盛也导致了其他问题：道路拥堵（因为马很慢），交通事故（在拥挤的时候马容易受惊），虐待动物，以及为了饲养它们而对土地需求的激增。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科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愁破了脑袋。一个有关这项议案的城市规划会议在没有找到任何解决办法前就破产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泰晤士报才敢于在1894年预测：到1950年，伦敦的每条大街都会堆积着九英尺深的马粪。当然，伦敦并不是唯一一个正经历马粪梦靥的现代化城市。另一个预言家也警告说，纽约市将会在1930年淹没在三层楼高的动物粪便里。
　　不过，预言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关于马粪的未来。
　　巨变的时代
　　事实是没人知道未来长什么样。人们总是轻易地就聚焦在单一的趋势、发展或者某个偶然事件上进行推衍，然后贸贸然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代，人们甚至可以在空气里嗅到变革的味道。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这是我们采访了数百位商业领袖、学者、同事及客户以后得到的印象。他们都感觉到在未来我们贸易的方式和领导的方式都将与现在截然不同。这是由数以千万计的经历、观察、趋势孵化出来的观念。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我们处于一个正经历深远变化的时代。而以下种种，也都参与造就了这一观念：
　　世界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老牌经济体系则在经历衰退，中国正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方式在飞速发展。
　　当下的年轻一代自如游走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期待着在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兼顾他们的“脸书”（Facebook）。
　　雇员们在关注收入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生活品质。有真才实干的人则可以基于他们的意愿更换工作。巴西、俄罗斯、中国的顶尖经理人比他们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同僚都要赚得多。公司渴望找到年轻英才，而老员工的工作年限则延长至60岁、70岁甚至80岁。
　　……
　　2021年初，伦敦的偶像级象征——曾经的世界贸易中心——被中国收入囊中。Manganese Bronze公司，这家因制造伦敦黑色出租车而闻名的公司，也被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所收购（我们将在第一章中说到吉利公司）。事实上，吉利公司在Manganese Bronze破产数月后站出来成为了它的救星。
　　Manganese Bronze公司被收购案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改变。中国买家拯救了英国手中最后一个汽车制造公司，这一收购案并未被当作国难来哀悼。相反，这次收购得到了伦敦市长博瑞斯·约翰森（Boris Johnson）的热烈欢迎。他声称自己“十分高兴”，因为吉利确保了公司的未来。
　　我们也感到变化就在脚下。几周前，我们为一次私募股权交易做调研，作为调研的一部分，我们采访了一位金融主管。她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年中，她一直每周只工作三天，剩下的时间则用来经营她年轻的家庭。得知此事以后，投资者们只是略显惊讶，并未因此顾虑重重。然而在十年前，一位高级主管一周只工作三天是无法想象的。现在这却不再是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了。
　　一个国际金融服务公司的欧洲地区负责人最近向我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最优秀的人才。找不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顶级人才没有来求职，而是因为“他们期望高薪的同时却不愿像十年前那样长时间工作。”
　　此外，一位新进雇员在签署员工合同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打算几周后就要请陪产假。还有一个来应聘的人向我们询问我们公司的“碳排放政策”。
　　我们亲眼见证了无数新兴市场的高级经理人放弃了他们在西方国家的事业，决定回到他们的祖国，如印度、中国和印尼，为本土公司服务。与此同时，安舒·吉因（Anshu Jain）, 这个几乎不会说德语的印度人，在2021年成为了德国金融巨头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联合执行总裁。
　　我们携同合益集团的同事们要告诉领导者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空气里已经在弥漫变化的味道了。但是要确切地抓住线索，知道到底什么在改变，如何改变，为什么要改变，以及未来长什么样，仍困难重重。
　　图1-1 本书调查过程
　　1. 决定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
　　2. 确认现在的大趋势
　　3. 选出最具影响力的大趋势
　　4. 调研商业领袖们
　　5. 分析每个大趋势及其涵义
　　6. 分析六个大趋势的综合效应
　　7. 对结果做出推论
　　8. 领导者应如何反应
　　这激励我们做更深入的挖掘。我们问自己：到底什么在改变呢？这对于公司及其领导者们会产生什么即时效应和长期影响？又会如何影响领导者们的领导方式？到2030年，领导力（leadership）这一概念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找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我们要如何系统地分析这些驱动力及它们带来的影响呢？图1-1展示了我们整个研究过程。
　　远见的好处
　　答案就在前瞻性分析中（我们也称之为未来研究）。前瞻性分析现在非常流行，它是一种交叉学科的科学研究，主要应用于社会学。其他学科的严格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前瞻性分析，标准包括相关性、逻辑一致性、简单性、前提的清晰性、叙述和预设，以及实用价值。
　　我们确定使用前瞻性分析以后就马上着手寻找合适的概念框架以探讨我们想要回答的这些问题。这项工作我们三年前就开始了。经过广泛的调查以后，我们发现分析现行变化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识别全球社会正在形成的大趋势。
　　“大趋势”这个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约翰·纳斯比特（John Naisbitt）1982年的《大趋势》这本书中。理解“大趋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重要。它并不是指短期的趋势，比如服装行业和快速消费品（FMCG）行业的流行趋势，这类趋势一般生命周期很短，并且一般天然地具有地方性。大趋势是全球性的长期的变化过程，波及的范围很广，影响力巨大且深远。
　　更具体一些来讲，“大趋势”应包含三个维度：时间、波及范围和影响力。请见图1-2。
　　图1-2 “大趋势”的三个维度
　　时间：大趋势应该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都可以被观测到，并且在接下来至少15年内还有很大的持续下去的可能性。
　　波及范围：大趋势应波及所有地区和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个人和商业团体。
　　影响力：大趋势从根本上改变政策、社会和经济。
　　分析初期我们要访谈一些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公司领导者们，问问他们感觉到的由全球大趋势所驱动的变化。为此我们要招募一个调查团队来帮助我们。我们选择了我们的调研拍档Z_punkt公司，它是一家德国的前瞻性分析公司，被认为是长期前瞻性分析领域的欧洲领导者。
　　我们和Z_punkt公司合作锚定了大约20个大趋势。所有这些大趋势都常常被学术文件和可信度很高的研究援引，被认为对社会和经济有很显著的影响力。经过仔细研究，我们提炼出6个大趋势，这6个大趋势正在创造并且会继续创造商业环境中的大转变。
　　对6个大趋势的锁定把我们带入了研究的下一阶段：访谈企业领袖，搜集他们对这六个大趋势的看法和洞见。我们从合益集团的数据库中调取了来自世界各地几千个员工对他们所在企业的领导力现状的看法，然后我们对这些看法进行了分析。我们也与企业领袖、学者就大趋势这个话题进行了几百次的非正式谈话。我们还参加了数十次演讲、讲座，甚至去工厂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探讨大趋势的问题。并且，关于每个大趋势，我们都研读分析了好几百篇文章和研究报告。
　　我们对这六个大趋势逐一进行分析。这让我们能够从三个层面非常细致地了解每个大趋势的成因和后果：商业环境，企业组织，领导者和他们的队伍。在这本书中我们主要集中探讨大趋势对领导者的影响。
　　下一个阶段是将六个大趋势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们有什么相同点？它们有交叉的地方吗？它们互相强化或是互相矛盾到何种程度？这种强化或是矛盾是怎么产生的？还有就是这些大趋势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影响？
　　以上的工作令我们获得了重大发现：不仅每个大趋势对企业领导者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会带来五个“强化作用”，同时也会带来四个困境，这四个困境在未来会让领导者的日子更难过。
　　最后，基于透彻的分析，我们得出我们的结论，告诉领导者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在这个由大趋势所塑造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荣。
　　未来的样子
　　尽管预测很难，我们还是敢于做出预测。在这本们书中，我们预测在由六个大趋势所塑造的未来领导者们所要面临的变化、挑战和环境，还有要应对新图景他们所要具备的品质。
　　然而我们要全面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们的目标不是推测未来的准确数据——当街上的马粪堆积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已经这么做过了，这简直是在挑战不可能。
　　我们也没有水晶球，所以我们不会尝试把未来的样貌说得言之凿凿，这同样也是在挑战不可能。我们也没办法知道“黑天鹅”现象会不会发生。什么是“黑天鹅”现象呢？“黑天鹅”就是指一些不可预见的、极具破坏力的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可能会极速改变世界的进程以及一个甚至多个大趋势的走向。最近的金融危机、东欧的变革、网络的诞生以及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极好的例子。
　　我们只是试着描画出未来的形状。本书真正试图做的是探测长期的根本性改变的早期征兆，然后予以分析得出结论。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尝试，因为人类倾向于不质疑他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可曾思考过我们为自己构建起来的复杂的我们以为的正常状态其实也不那么绝对。我们只是重复着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我们不经思考地就接受了我们所处的物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规范、普遍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而这些赋予了我们身份、属性和意义。如果我们同时质疑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会把自身置于难以承受的心理和情感压力下。
　　所以我们生活着，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太阳早上升起晚上落下，总是会有氧气以供我们呼吸。我们觉得我们工作的大楼理应伫立在那里，等待我们每天的到来。我们也完全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超级大国（或者说至少直到最近我们一直这么认为）。
　　在1900年，人们觉得大英帝国是世界的主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毫无疑问，马就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人们必须忍受马粪，没有别的出路。
　　但是过度依赖于我们所知的世界会产生惯性。总是欣然接受普遍认知下的事物会导致我们不愿意感知和接纳改变，甚至当改变已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也可能选择无视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会蒙蔽我们，使我们无法意识到我们需要去适应这些变化，而且这是无可避免的。
　　1907年，这种对现存事物的盲目接受导致美国国家教师协会相信“现在的学生太依赖钢笔了。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用削笔刀来削铅笔。但是钢笔和墨水是永远取代不了铅笔的。”
　　那时候，预测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关于铅笔的未来。
　　对已知世界的过度依赖也在马粪问题上蒙蔽了我们的视线。其实到1894年，内燃机已经存在了近三十年。它在十九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地改进。最重大的改进发生在1886年，卡尔·奔驰（Carl Benz）为他的奔驰一号（Motorwagen机动车）申请了专利，并在1894年投产。另一个重大的飞跃是沥青的使用。大约1870年开始，沥青开始在美国被广泛地用来铺设平整的路面。
　　马作为交通工具注定要成为历史。但当时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和城市规划者聚在一起应对马粪危机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们身边已经在发生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马和马粪就是他们所要应对的现状。
　　关于本书
　　本书一开始就每个大趋势造就的严峻现实进行了分析，并且检视了每个大趋势对领导者的影响。然后我们探索了所有六个大趋势的可能后果以及领导者们应如何应对。
　　我们在图1-3中列出了六个大趋势：
　　1. 全球化二代。一个全新的金融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权力正从“老牌经济体”向亚洲高速发展的市场（特别是中国）转移。新兴市场中新兴中产阶级应运而生，高度本土化的市场充满活力，机遇将无处不在，但同时也有威胁。
　　2. 环境危机。重要的自然资源正变得越来越紧缺，气候由于人类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面对飙升的成本和来自社会、市场的压力，领导者们将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运营策略，否则他们的公司将失去竞争力。
　　3. 个性化和价值的多元化。新兴市场持续增长的财富会在世界更多的地方驱动观念的个性化进程。人们会期望他们个体化的需求被满足，无论顾客还是职员都将有此类要求。这将为客户个性化定制产品或服务创造大量的机会，对雇员的需求也会多元化，而企业也将被要求变得触觉更敏锐、反应更迅捷。
　　4. 数码时代。生活和工作离不开数码技术似乎正变成一种常态。数码平台将权力从企业转移到了客户和雇员的手中——尤其是年轻的“数码原住民”——并正在消融旧式的私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分界线。这触发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令领导者们不得不真实且真诚地面对公众，否则他们就只能眼见自己的信誉坐过山车了。
　　5. 人口结构的变化。世界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不仅改变市场，还会对社会结构和福利系统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会导致全球劳动力萎缩，企业间将爆发一场抢夺人才的大战，而这场大战的战场将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导者们将不得不应对劳动力年龄层次持续分化混杂的现实，并且每个年龄层的劳动力中还存在着差异巨大的态度和要求。
　　6. 科技合流。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会从各方面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最大的改变来源于这些技术的结合。这波创新浪潮将会创造未知的新产品市场，同时也会把企业推向风口浪尖，促使它们必须与竞争者密切合作来完成复杂的研发项目R&D programs.
　　在我们研究大趋势以及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竭力以全球视野来看问题。毕竟，大趋势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我们考察的是这些大趋势对全球大型企业的影响。
　　但是，我们俩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人，我们的国籍、背景、文化和所接受的社会教育都无可避免地是西式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可避免地会更多从西方的角度，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及思考过程来考察这些问题。
　　未完待续
　　正如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观察到的，变化是常态：没有一个人可以踏进同一条河两次。 大趋势就好像赫拉克利特之河，总是处于一种恒常流动的状态。当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及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大趋势一直在发展中。但由于它们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因此我们可以颇为自信地预测它们自此五十年的影响力。
　　不过，我们的研究并未因本书的完成而止步。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对大趋势的后续研究中来，以了解它们将如何影响你的企业和领导者，你可以登陆www.haygroup.com/leadership2030/。在那里你可以填写本书的调查表，也能找到与该研究相关的其他丰富资料，甚至可以写写你的读后感。也欢迎你了解一下会对你的企业产生最大影响力的趋势，然后想想你会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