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回家后便大肆地吹嘘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他在罗德思参加过一次跳远比赛。结果获得了一等奖，并且跳得比谁都好。他说，只要去罗德思打听一下，的确会有人告诉你，真的有这回事。一个听众听了，就说，如果你真的跳得很好，那么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罗德思打听。我们现在就把这里暂且当成罗德思，你现在就跳给我们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光说不练。

残酷与和谐
史记 读后感
有人说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应当为自己留一点想象的空间。这句话也许对一般的人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人的心灵需要慰藉。但是，勇于正视历史的人,却必须用心灵去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真实的人与事。而这种真实，是不存在想象空间的，因此这些真实也往往就是残酷的。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而这“二十四史”无疑是正史的代表之一。＜＜史记＞＞位于“二十四史”之首，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它的作者司马迁更是用一介文人的耿介良心撰写出一部真实但却残酷的历史。翻开史记,鲜活生动的各色人物或是成为残酷历史现实的牺牲品，或是残酷历史现实的制造者。他们个性迥异，正邪不同，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同一个残酷的历史时期。
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就是＜＜史记＞＞众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而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样，都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不仅表现在汉匈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中，也表现在朝臣间的各种算计与权术中。作为一位个性张扬的帝王，作为形形色色为帝王服务的臣子,权术与设计是他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否则就无法立足于庙堂之上。因此，帝王将相之间的权术与设计无可厚非.然而，帝王与他的后宫嫔妃之间,在常人看来是本不该再有什么算计与手段的。但现实却恰恰相反.有时宫廷中帝王对各嫔妃所使用的手腕与心计比之沙场征战更为残酷。因为在后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里,婚姻已经无所谓多情或痴情.翻看武帝对他的嫔妃们的态度，无一不是宠爱有加,疼爱非常.可是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以汉武帝这等视江山设计如同生命的帝王，他在面对美人与江山的抉择时，他只会选择江山！因为江山是千秋万代的基业，而美人与美人的情感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武帝的第二位皇后卫子夫，本是一个清纯娇美的歌女。她的歌声与一头秀发令正当少年的武帝格外动心。武帝感动于卫子夫的那份小儿女的情感，对她宠幸，后来又封卫子夫为皇后，废去了陈阿娇，并立卫子夫的长子刘据为太子.从这些方面，都足以看出武帝对卫子夫是何等的宠爱与疼惜.每次武帝出巡，后宫中的大小事件武帝均交由卫子夫来处理,从而反映出武帝对她又是十分的信任。一个女子，因为偶然触动了少年武帝的天子之心，便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掌六宫，母仪天下。这是足以让所有女子都艳羡的事。可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记载来反思时，武帝对卫子夫的宠爱与信任，都是建立在不影响他自己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汉武帝并不是一个情痴，当他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宠信江充，制造巫蛊之祸时，美人卫子夫便被他抛诸脑后，他想到的是只有除去巫蛊，自己才能求得健康与长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其他因素，才导致了卫子夫最终被迫自缢。
武帝六十一岁时，出巡河间，偶遇钩弋夫人，武帝被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所吸引，将其纳入后宫。钩弋夫人的身份也与原来有了天壤之别。虽然武帝不曾封钩弋夫人为皇后，但尧母门事件也足以看出武帝心中对钩弋夫人及钩弋子的疼爱.然而就在武帝临终之前,他却又亲自下令处死了这个曾经受他无限爱怜的钩弋夫人。因为武帝的心中眼里，江山社稷永远稳居首位，而美人只好屈居其次。
也许有人会说，武帝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帝王就应该以江山为首。诚然如此！可是巫蛊之祸中那些无辜枉死的人与杀母留子制度下所流露出来的残忍,却正反映出：一些美丽的让人艳羡的人或事的背后，必然有着一种旁人无法体察到的痛苦的现实生活。而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是残酷的，也是悲哀的，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谁都不愿面对，却谁也无法逃避！
夫妻之间尚且这般残酷,更何况君臣之间？敌国之间？所以，残酷是历史真相中必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残酷也是每个人必须直面面对的事实。历史的残酷为我们留下了血的教训，和一声声的警世之音。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接受这种残酷的教训并且反思其中的因由，才能创造出更为圆满，阳光，安详，和谐的社会！
千秋功过认评说
史记中的汉武帝
茂陵秋风，千载瑟瑟。与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一样，汉武帝刘彻早已在灰飞烟灭中被人们淡忘。然而，颇有意思的是，一部《汉武大帝》电视剧的热播，却使他一时成为被公众关注议论的热门人物。汉武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帝王呢？
在现代历史学家中，对汉武帝最浪漫的评价大概来自翦伯赞的笔下。翦伯赞写道：汉武帝是一位活泼、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他是军队英明的统帅，是文学家亲切的朋友，是方士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翦伯赞的评论，揭示了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性格上的复杂性。但历史的常规却是，历史人物的建树越是宏大，越是容易引起后人的不同评价。对汉武帝的批评在汉代“本朝”就已波澜四起：在武帝去世后不久的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直截了当地指责汉武帝时期的国内和对外政策；宣帝朝光禄大夫夏侯胜甚至建议不要为武帝立庙祭祀，理由是这位前代皇帝“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对汉武帝的肯定和批评都有事实依据，然而观察角度和评价侧重的不同，也使得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离我们越远，未必就能看得更真切。
农耕文化对决游牧文化
一些历史教材或通史著作往往都会详细谈到汉武帝的建树，这包括，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削弱诸侯王势力，打击豪强，改革币制；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倡儒学；在军事上反击匈奴；对外通西域；以及大规模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等。历史上，有的功业在当时的意义很大，后世却渐渐褪色；有的功业后世意义超过当时；有的功业的意义当时和后世都很大，而且越往后越显重要。汉武帝的建树大都属于最后一种。从大的方面看，汉武帝的伟大功绩有两桩，一是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匈奴与汉帝国的冲突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决斗。不要小看了当时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武帝即位前匈奴入侵汉境10次，其中公元前166年即文帝十四年，匈奴的前锋深入到今陕西淳化、凤翔一带，逗留月余，距长安仅200里。匈奴能够进入汉的心腹之地，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关中一马平川，200里的路程对于来去如闪电的匈奴骑兵算不得什么。后代就有“统一的”晋室、宋室南渡的例子。曾有人说，武帝即位时有汉兴70年来积聚的雄厚经济力量，汉匈强弱判明，似乎汉王朝的胜利是必然之事。其实北宋末年的经济实力也远胜金人，却不能避免主掳国亡。如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个昏庸无能、治国无力之人，历史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恐怕是难以料想的。
通使西域是反击匈奴战争的副产品，虽然事出偶然，却也有其必然之所在。据国内外公布的考古资料记载，在张骞出西域前，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已存在联系，但这种交往多是零散和个别的。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规模和由此产生的意义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古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也随之得到很大拓展。东方的丝绸和许多西方的物品往来于丝绸古道上，胡豆（蚕豆或豌豆）、胡麻（芝麻）、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瓜（黄瓜）、苜蓿、葡萄、石榴、胡桃（核桃）等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胡床”或“胡坐”（类似折叠椅子或马扎）的传入，也导致了中国人的坐姿由跪坐向坐在椅凳上的垂腿坐转变，佛教的传入更使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重要变化。
独尊儒术与意识形态“创新”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与秦王朝的政治形态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制度是硬件，在前人基础上完善既有体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一个中材之人即可做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软件，它在整合和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秦王朝的失败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和以后的时期，汉武帝对这方面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然而在用什么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上，却略显有些矫枉过正。黄老学说的本质是封闭和保守的，可以有助于普通人养性颐年，有助于政治家和兵家的谋略，但若用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没有资料显示汉武帝为何反感昌盛一时的黄老之学，最可能的是其“无为而治”、“抱弱贵柔”的主旨与他的个性相去甚远。替换一种业已成型的统治思想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不少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武帝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此言有理却并不准确。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武帝用来作为治国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是来自武帝本人对未来的全面进取。加强中央集权在武帝祖先文帝和景帝时已有明确诉求，却并未改变既定思想。若汉武帝也是一个因循之人，则意识形态的变更谈何容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之谓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武帝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具有“原创性”，以后以经取士和更后的科举制度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独尊儒术却并未罢黜百家，当时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仍可以著说授徒，有的人还入朝为官。司马迁因此享有“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赞誉，即是一例。从根本上说，武帝对文化的宽容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武帝曾孙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实际上，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王”（儒）、“霸”（法）两道，先秦时期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用。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武帝视察御马，管理马匹数十人中只有金日石单
不敢窃视，武帝以此而渐用金日石单，认为这是汉武帝刘彻用人见微知著之征。王夫之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史实错误。据《汉书·金日石单传》，金日石单得以为武帝认识，先因其“容貌甚严”，养的马匹“肥好”，复因他的应答打动了武帝。但这个“硬伤”并不影响王氏的结论，武帝在用人上确实大有过人之处。
治国用人大概是古代所有帝王都知晓的道理，但如何成功地运用这个常识，却并非易与之事。最常见的情形是看该人的背景，好一些的是既看人也看背景。但是这个常规在汉武帝时被打破了。武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两个“非常”前后相应，强调的是事功和能够完成事功之人，洋溢出不墨守成规不看门第出身和声望的勃勃生气。当时人才更换的频率很快，老臣汲黯抱怨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也说明了人才辈出的情形。按照班固的统计，当时出身不高的名臣名将有牧羊人卜式、商贾桑弘羊、奴仆卫青和异族俘虏金日石单，并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留名青史，有的“胎死腹中”，全视制度和用人者。武帝在选拔人才方面开辟了察举、征召和博士弟子三条途径，确立了唯才是举的原则。他即位之初，广招天下有才能之人，前来自我推荐者有一千多人。他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让皇帝了解自己，甚至不惜用夸张的言词打动皇帝。据史书记载，东方朔在自我推荐书上称自己 13岁读书，学了 3年，具备了学者的知识； 15岁学习击剑， 19岁学习兵法，可以带兵打仗；而且仪表堂堂，身体强壮，性格勇敢，大公无私。如此自吹自擂的上书，如果是在后代，恐怕他的性命难保。但武帝读后，却十分欣赏这股傲气，将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汉武帝这样的用人方式绝无仅有，甚为难得。
“罪己诏”取得天下谅解
汉武帝晚年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阶级矛盾格外尖锐，加上连年用兵，国家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则使得汉王朝雪上加霜。全国到处都是“盗贼”，他们攻打城池，俘杀政府高级官员。各级官吏因为惧怕被皇帝治罪，隐瞒实情，使社会局势愈加恶化。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秦王朝。武帝晚年的形势既有始皇晚年的情形，如阶级矛盾尖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也有秦二世时的状况，如“盗贼”四起，皇室内部自相残杀等。但汉武帝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止住了汉王朝的滑坡，并为随后的昭、宣中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始皇晚年的危局不比武帝晚年更险恶，始皇有着和武帝一样的驾驭局面的政治能力，始皇在朝廷中的威望甚至超过武帝。但嬴政既缺乏刘彻的清醒和明智，更缺乏刘彻敢于承认错误的大智大勇。秦皇、汉武历来相提并论，两个人在性格和建树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在挽狂澜守天下方面，汉武帝刘彻更高明、也更成熟一些。
站在今天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立场上，我们可以也应当谴责武帝时期的阴暗面：对匈奴的无休止征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许多家庭残破，国库空虚；武帝本人也具有帝王的一般特性，如佞神迷仙，生活奢靡，他雄才大略的个性在建设和破坏上都同样显得肆无忌惮。有的作品把汉武帝（也包括其他君王）描写成新版“高大全”式的楷模，这种做法只能模糊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同样，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否定汉武帝一类的历史人物，说他是好大喜功、祸国殃民的暴君，这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说明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人物。两者都不可取。历史是人的种种活动构成的作品。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时空的限制中，对历史提供了什么，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将不可能或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真实的可能，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些是我们衡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今人视昔人如此，未来者视今人大约亦复如此。汉武帝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开辟者，都建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业。他们的名字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密切相连，他们的功过是非也总能引起后人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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