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最伤感的画面我们未能看见，只因背后那双渴望你回头一瞥的母亲的眼睛。
年轻人，总是怀着青春的梦想勇敢奔向未知的远方，去探索，去追求，去搏一个美好的明天。但是成功之后那些斑驳的岁月留下了什么？你站在原地，却再也会不到从前。
就像龙老师在《亲爱的安德烈》里面说的，父母只是一栋老房子，不期望孩子爱上这栋房子，只求累了的时候能想起有这么个地方供其避风挡寒。读完《目送》，发现亲情真的很脆弱，但同时也很强大，足以支持着所有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不断前进，以那道目送的眼光紧密而让人心疼地维系着。
用智慧讲故事的人常能博得掌声，用幽默讲故事的人常能博得笑声，用心讲故事的人常能说到人心里去，而用人生讲故事的人得到的常是一片沉默。在看完《目送》后，我觉得终于又听到有人用人生讲故事了。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是书的腰封上摘录的一段文字，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在看到这简单忧伤的文字后便放不下它了。书的扉页是印有一句话的白纸，写着：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我却觉得这更像是写给龙应台自己的一本书，全书73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进，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创作的过程即是回忆、追溯、反省、思考。
正像书中所说，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坎只能一个人过。虽然能感受到作者的丧父之痛，但客观地说，50岁时才经历这“人生基础课程”，已然是一种幸福了。岁月或者说时间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你很难说它到底影响了你什么，但却总能在某个瞬间让你唏嘘不已，而那时常常已成了遗憾或是永恒。正如今年春晚上小虎队的重聚，大家都戏称“小虎”都变成了“老虎”，但还是阻挡不了在岁月匆匆前的泪流满面。岁月于亲人更是如此，每天的朝夕相处、磕磕绊绊，你不曾发现那个让你骑在脖子上看花灯的人已经在你的肩膀下了，那个整天说你东西乱放的人总也记不得自己的眼镜放哪儿了，那我们要何时才发现？何时才懂得珍惜！若不是在车站的一次回眸，那个伛偻的背影还要操劳多少年才能得到怜惜和疼爱，感恩和照顾？
《目送》中的龙应台是让我惊喜的，不是一个政治家、评论家，只是一个女儿、一个母亲的身份而已。那些和父母、儿子相处的画面交错出现，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感动和淡淡的忧伤，让人觉得几千年来每一个家庭中的喜怒哀乐不过是无限循环。
《目送》中，龙应台引用了王阳明的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正是我看完全书的感受

查看王阳明获罪的奏章
　　
　　 那位刚登基的娃娃正德皇帝，受他身边小太监“八虎”的包围，突然贬逐原来管事的大太监，罢免几位作为国家栋梁的“顾命大臣”，任命“八虎”之首的刘瑾为“司礼太监”，把持朝纲，统领内外，无异是一次重大的宫廷政变。于是朝臣纷纷起来谏诤，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改弦更张。荒唐的是，如此天字第一号的朝廷大事，那娃娃一概不自己过问，而全打发刘瑾替他发落。因此刘瑾的权限就等同皇上，故而不久朝廷就悄声传称当今有了两个皇帝，一个是“坐皇帝”，一个是“站皇帝”，坐皇帝就是那娃娃，而站皇帝就是刘瑾了。
　　 象这样，那些向皇帝上疏弹劾“八虎”，要求严厉惩处刘瑾的“谏诤”，又落到刘瑾自己手里来发落，那些大臣哪还会有好果子吃！结果，入狱的入狱，削职的削职，弄得皇纲紊乱，国将不国。这时北京的朝臣无力抗争，南京的朝臣不明刘瑾握权的实情，以身有谏议之责的给事中戴铣为首的官员，约同其他二十余员要人联名上疏，营救被难的朝臣，同时极力要求铲除刘瑾等人。同样，这奏折依然是落在刘瑾手里，那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立即被传令逮捕，押解赴京治罪。在这一批人罹难解京之时，北京城里有几位中级朝臣也无法坐视了，连忙挺身而出解救这一大批即将面临大难的人员。
　　 其中之一就有王阳明。
　　 然而他唯一的手段，还是向皇帝上疏。
　　 现在轮到刘瑾来惩治他了！
　　
　　 王阳明也立即被逮，褫夺官职，横遭廷杖。他被打了四十大板，投入大牢。这是正德元年年底的事，翻年年初，被贬为贵州水西龙场驿驿丞。----其间戴铣则于王阳明受刑之后廷杖“杖毙”，即当场被大扳子打死在朝堂门外。
　　 这一群虎狼当道，满眼的血雨腥风，天地间充满黑暗和狰狞，它成为明代丑恶朝政中让人愤懑而恶心的重大黑幕之一。
　　 这些情况，我们在《王阳明贬谪龙场情景梳理》中已有过介绍，考虑到看这篇文章的不一定看过那篇，如果让你去补看又不免颟顸，而不知原委问题又弄不清楚，所以再作了上面的简述。
　　 我们在那篇文章中还列举了很多内容指出王阳明受刑不重，因为这方面的文字很长，简述则同隔靴挠痒，详述又太扯远了，还是请愿看的去那里翻看吧，而不看对阅读本文也无大碍，只要知道他受刑不太重就行了。
　　 至于他受刑不重的原因，我们在那篇文章中说了一些，但其根本还是与这篇奏章有关。也就是说他获罪也是因为这篇奏章，而没有立即置他于死地也是因为这篇奏章。
　　 那么，他的这篇奏章就很值得我们具体查看查看了。
　　 本文就是专门来做这个工作的。好在原文不长，我们把它全部抄录如下，先看一看那为他闯下祸事的文字的原貌：
　　
　　 乞囿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正德元年，时官兵部主事
　　 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无优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冱，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胜干冒战栗之至！
　　
　　 这篇奏章夹在中间，如加注释，必然零散支离，上下不能接气，怎成文章？因此，我们还是用翻译的办法，呈显它的大意，供读者参考吧：
　　
　　 乞求赦免谏官要求除去权奸以彰明圣德疏
　　
　　 臣听说君主仁爱臣子就刚直。大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能隐恶而扬善呀。臣近日看见陛下因为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人上疏直言时事，特敕令锦衣卫差派官校拿办，解赴京城。臣不知他们所言当理不当理，想其言辞间必有冒犯忌讳，以致上激雷霆之怒。但是戴铣等人官居谏议部司，以直言朝政为职责；他们所言如果是好的，自然应该褒扬而接纳施行；如果不好，也应该包容不论，以开忠贞正直的言路。可是而今赫然下令，远去拘捕，在陛下心里，不过少示惩处，使其日后不敢轻率妄发议论，并不是真的恼怒有意堵绝他们。而下面的小民无知，妄生疑虑和恐惧，臣实在为这事感到痛惜！现今在朝之臣，莫不以此举为不当，然而又都不敢向陛下进言，岂是他们没有优国爱君之心呢？是害怕陛下又以治罪戴铣等人的情况来治罪他们，如此进言不但无补于国事，而只足以增添陛下又一次失当之举啊！这样自此而后，虽有上关宗庙社稷可危可疑的不合体制的特大事端，陛下从哪里能够听得到呢？陛下聪明卓绝，如果思量到这一层，怎能不战栗恐惧！而况现今天时寒冻，万一差派去的官校羁禁过严，戴铣等人在路上或致丧失生机，遂抛尸沟壑，使陛下落得诛杀谏臣的坏名声，引起群臣纷纷的非议，那时陛下必将追怪身旁左右没有肯进言的人，那就晚了。臣伏身切望陛下追收此前颁发的圣旨，使戴铣等人仍旧供职；扩充圣上大公无我的仁德，彰明圣上改过不惜的勇气；那么圣德必将传布远近，人民个个欢悦，岂不美哉！
　　 臣又想到，君主，好比头脑；臣下，好比耳目手足。陛下要想不让耳目堵塞，不让手足麻痹，必然会怜爱它们而有所不忍。臣聊充于低微的官阶，越职进言实属有罪。伏身见到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允许诸多朝臣直言无隐”那一条，所以才敢冒死为陛下进一言。跪伏盼望垂赐宽免明察，微臣冒犯圣听，不胜战栗之至！
　　
　　 王阳明在奸邪当道，风雨如晦，忠贞的朝臣纷纷罹难的危急时刻，不忍坐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疏，虽然具体是营救戴铣等人，实际上也是警示那顽孽的娃娃皇帝，让他悬崖勒马，行为收敛，稳固朝纲。这实在是一次力挽狂澜的壮举，至于成败利钝那就在所不顾了。当时在他前面还没有一个上疏成功的例子，所有的一概都是身坠深渊，这一行动首先得有大难临头的精神准备，那要得有多么大的勇气啊！
　　 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临难不苟，敢于赴汤蹈火的豪迈气慨！
　　 然而，勇气之后是需要智慧的。
　　 王阳明精心结构他的奏章了，而他本来就是文章高手。
　　 他先说“君仁臣直”，德高圣明的君主对臣下是“隐恶而扬善”的，为下文张本。那就是说臣下敢于直谏，在于君仁，而让臣下直谏，正是帝王作为仁君的宽宏气度。所以，臣直对君主来看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欢迎而不应该厌恶。那话中的话就是说你皇上对戴铣等人的直谏本是应该欢迎而不应该厌恶的。此其一。其二，用圣明的君主来要求自己，现今具体到对待臣下的言责，还应该“隐恶而扬善”。即，你认为好的，就应该褒扬；认为是不好的，就应该包容，----而不应大施惩处。
　　 这两句话缓缓诱导，引那少年天子乐为仁君，善待直臣；同时以万代宗法的仁君为榜样，而今就应容得下出自直臣的逆耳的言词。
　　 下面转入正题：为戴铣等人一案开脱。
　　 文章是写得非常小心谨慎的，根本不敢提戴铣们上疏内容的正确性，----他详情虽然不知，其主旨是应该清楚的。
　　 这里有意绕开其中的是非，目的只在救人。说他们出于自己的职责上疏，言而“未善”，也应该包容。并苦心地为那娃娃搭下台的阶梯，说其本心只是稍稍“示惩”，但下民、朝臣惊愕，无人再敢进言，这样自我封闭起来，对宗庙社稷是很危险的。聪明超常的你想想这些是会惊心的。
　　 一句话，只是恳请宽恕他们，以免阻塞言路，贻害社稷。
　　 下面是为这些人路途上的安危眈忧，如有不测，还有辱皇上的名声，这些都是实情，而目的还是期望收回成命，免其处分。这样皇上勇于自我纠正，圣德昭布，人民欢悦，便变坏事为好事了。----让他光荣地下台。
　　 继而又总述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主对臣下应象对耳目手足一样的怜爱。来加强得到对戴铣等人宽恕的争取。
　　 最后申明以自己卑微的身份大胆上疏，是在“明旨”昭示之下鼓起勇气的，既是为自己找依托，也是实情。言辞恳切，但确也是诚惶诚恐、战战惊惊的。
　　 那情景如捋虎须，心中不免吃紧，然而，为了君国天下，朝臣正义，也只有豁上了。
　　
　　 然而，不但远在南京的戴铣等人不知宫中详情，王阳明也不知宫中详情。他苦心经营的那个奏章，根本没能到那娃娃手里，而也是直接由刘瑾发落了。于是便立即被逮，廷杖四十，投入大牢。不过他的伤势并不太重，不出一月便能在牢房行动。
　　 我们漫谈到这里，主要想寻找一下他何以伤势不重的原因，而有的不但极重，甚至还有当场打死的，后到的戴铣就是其中之一。
　　 其原因主要就在那奏章的具体内容，他当时迫切的意图在于火速营救罹难的人众，为了减少恩免的阻力，绕开他们上疏内容本身的是非。因而他的奏章就没有涉及到对刘瑾的责难和鞭挞，这东西到了刘瑾手里，刺眼的地方就少了许多，于是他的“案情”就显得轻了。这应该是他受刑较轻的根本原因。
　　
　　 现在看到的王阳明的奏章，唯一斥责刘瑾之处就是那标题：
　　 “《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请注意，这是后来编王阳明文集的人加的题目，以便标示，原来的奏章是没有标题的，所以这根本不是王阳明本人的话。编者为了突出这篇文章的思想性、战斗性，拟订了这样的名字，其实是不符合作者的原意的，王阳明的当务之急在救人，不在于击打奸党，它偏离了主题。再者，这个标题也有些含混，它是“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不是“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章”通“彰”）王阳明的本文根本没有要求“去权奸”的内容。
　　 再者，文中即使有这样的内容，如果写上如此刺眼的标题，皇上一看就随手抛掷了，还何来循循善诱之功。
　　 王阳明文集中的标题很多都是编者所拟，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并非我们的臆断。如：
　　 《飞报宁王谋反疏》
　　 ----对叛乱分子，怎么还能向皇上称“宁王”？
　　 《再报谋反疏》
　　 ----这两篇在其文集中，上下相挨较近，读者很好理会。但是在当时，君国大事纷纭，以这样的标题上报，不能一眼明白，是很不合事体的。这话是给后来的读者看的，而不能是给当时的朝廷看的。
　　 《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
　　 ----“奏闻”，也不是给朝廷说话的语气。
　　 《请止亲征疏》
　　 ---- 这更不可能是对那荒唐儿戏、好大喜功的当今皇上说的话。还有：
　　 《乞便道省葬疏》、《二乞便道省葬疏》、《四乞……》
　　 ----我们没有看到“三乞”，就这“二乞”、“四乞”便不可能是对皇上的报告的题目，还要加上次数，是想要挟怎么的！再看：
　　 《寄诸弟》、《上大人书》、《与陈国英》、《复唐虞佐》、《与席元山》……
　　 这些都绝不是写在信上的标题，没有这个必要。必要的是后来的读者，那是添加在前面给他们和我们看的。那是必不可少的事儿，问题是后人不要错误理会了。
　　 我说了这么多，都是有所指的，咱们再回到《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上来，确实有人把它当成原来的标题了，切看下面的话：
　　 王阳明“为戴铣鸣不平，言辞激烈，痛斥刘瑾……”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完全是对标题中“去权奸”三字的误会。这里顺便举了若干文章的标题为例，一则是为了佐证，同时也有提醒大家对上述类似的标题要细心辨识的意思。特别是报告、书信大体是不会有标题的。
　　 这种情况不是王阳明的文集所独具，历代的文集大体都是这样。姑以家喻户晓的《古文观止》来看，那《高帝求贤诏》、《诸葛亮前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与韩荆州书》等等，全是后人加的，否则怎么称谓它们呢？
　　
　　 我们说王阳明受刑的伤势不重，其原因除那奏章的内容外，还有一层，就是刘瑾正试图拉拢他的父亲王华，突然出了这事，想借此诱迫，未用其极也是可能的。
　　 王华，出身状元，曾是当今皇上做太子时的老师之一。现在职位也不低，虽无权柄，颇有声望。就这几条刘瑾便可能有所考虑。当时人写的《海日（王华晚号海日翁）先生行状》还说到一些细节，王阳明被贬逐后，刘瑾“阴使人，谓与先生有旧……”王华不为所动，然而他不久调任南京吏部尚书，虽是外调，但毕竟是升迁，而此时王阳明还在逃，并没有如命赴谪。这中间就很微妙。同时“瑾犹以旧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将大召。’翼必往谢，先生又不行。瑾复大怒。然先生乃无可加之罪，遂推寻礼部时旧事与先生无干者，传旨令致仕。”
　　 几经反复，最后借故罢了他的官。
　　 从上引的情形看来，刘瑾对王华的争取前前后后还是用了些心思的，焉知王阳明被难之初，刘瑾有没有过什么盘算？
　　 再者，王阳明上疏之先，他父亲也在朝，如此重大的事情，父亲做，可以不与儿子商量，在那样的社会里，儿子做，就不能不与父亲商量。他身受传统的家教，他的行动得为家庭和家族负责，按理他是会同家父有过斟酌的。那王华也是铮铮男子，对儿子的义举一定也是支持的，他久居官场，甚至参与了某些意见也未可知。
　　 总之，这是由于王阳明受刑不算太重，引出我们对以上几方面的寻思和闲话，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