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要提倡讲理想》。文章写得好，观点正确，说理深刻。但是，这文章不会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至多看一下标题就算完事。几十年来，人们被讲理想的人愚弄怕了，因而变聪明了，变得更重实际了，尤其是这几年，大家看清了一个问题，那些讲理想的领导人，多数都不信自已所讲的理想，他们背后另有追求，言行不一，谁听他们的？

　　“让思想冲破牢笼”是所有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共产主义者同旧世界战斗的武器，人们唱了一百多年，并靠它先后夺得了不小的地盘，可反过来，掌了大印的革命同志却不允许别的同志的思想自由驰骋了，“思想的牢笼”变得坚不可摧，无法冲破了。

　　“人民当家做主”曾是人民企盼了多年的理想，但人民终于没有制止住贪污腐败的蔓延，名为“主人”，却管不了“公仆”，“主人”不能直接挑选“仆人”，“接班人”是由领导者培养，或者靠前任领导人生前选定、钦定，如同封建社会的“传位”。

　　五十年代曾提倡过海瑞精神，细想一想，这也是一种讲理想，社会上多些一不怕丢官，二不怕丢命的海瑞对人民确实有好处。可是，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真地跳出来几个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海瑞，却惨遭挞伐，以至终于送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们深知当了大官的人有叶公好龙的毛病，于是，明哲保身，言不由衷，政治上跟着别人搞“一致”就行了：“一致拥护”，“一致通过”，“保持一致”等等。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信仰危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讲理想”，谁还相信？再说，讲什么样的理想才能很容易地激发人们的热情也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讲“共产主义理想”吗？连自已都说不清、道不明、更不准备身体力行地去努力实践的理想，别人听了更不信。

　　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私有制吗？有些宣传者不是先后被抓、被判刑了吗？

　　讲“改革开放”？古今中外“改革”不断，有通过改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的，也有抛弃理论指导、只知“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好与坏不用别人讲，人们心里自有一杆秤。总的来讲，大多数人不反对改革开放，只是希望解决的问题要远远超过所带来的问题才好。

　　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中国的人都熟悉这个词，都对此有体会，遇到好事坏事都会调侃一句：“这就是中国特色。”不同于别人的都可称为“特色”，对所谓“特色”讲的再好，不如自已体会得深刻。

　　恢复维系了封建制度几千年的儒家那一套？这对搞封建家长制倒是有用，可是，把已经大大进步了的社会往回拉那是很困难的。

　　光讲“稳定”行不行？“稳定”不是一种社会理想，在社会矛盾已经百出的情况下，越讲“稳定”矛盾越多。要正视矛盾，要挤破“脓疮”才有利于肌体，正像治水一样，只堵不导是不行的。

　　“加强法治”怎么样？好是好，只是因为执法的人已没有了理想信念，贪赃枉法者日多，各项法律成了人们随意捏弄的橡皮泥，百姓们对法律不能充分信任，且又无法制约贪官污吏，“加强法治”谈何容易？

　　信仰发生危机，“理想”失去了具体内容，这就是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何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左倾一再把马克思主义引向谬误，右倾则企图放弃马克思主义；左倾讲的那套马克思主义人民不感兴趣，右倾又不让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双方胶着，较量，相持不下，说真话的唯物主义学说不能见容于双方，社会科学领域死水一潭，只剩下颓废和黄色的文化充斥于世了，人们失去了灵魂和精神支柱，中国的社会怎能不问题百出？

　　出路何在？必须重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雄威，“让思想冲破牢笼”，在党章中恢复被删除的“不隐瞒自已的政治观点”、“不歪曲事实真相”的条款，广开言路，彻底杜绝因言获罪的丑恶现象的发生，国家领导人再不要讲连自已也不相信的话，不要把自已一厢情愿的话误听成人民的声音，鼓励百姓说出自已想说的话，开放舆论监督，让社会来个“大出火”，让人民心中的火能够经常地有机会、有渠道地顺畅吐出来。这方面的口子一开，那些“一点儿正经没有”的各类消极文化自然会被削弱，自由与民主、法治与科学在舆论监督中必然得到创造与发展。所有这些，既是追求理想的手段，又是理想目标本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级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理想”呢？

　　人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已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注）。

　　注：引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一九六六年版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91页。

　　写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