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人绝不会因困难而坐失对自己有用的机会，逆流往往是种特别的幸运。下面是美文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感悟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供大家欣赏。

　　感悟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谈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若是之底，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分，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传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居住于高温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的，那末一八五○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

　　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种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wsay和montmartre巴黎的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符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符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

　　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有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粗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粗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义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晚将有佳月，别具画妨，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寻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和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我想就感觉到茫无头绪，我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戴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使我们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兴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常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戴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哄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的心情。

　　中国人籍知足哲学消极的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戴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与戴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想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的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地方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合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稀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坛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一大碗了。他又想过暇的闲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倘他能：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迂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响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扑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头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月元，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感悟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谈自我

　　人间世发刊词，用了一大堆字，虽然系偶尔写出，却寄托个人一些意见，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闲时很想说说。今晨重读一遍，将可讲之字而点出，发觉颇不少作文题目，如：“说自我”，“说闲适”，“说清新”，“说个人笔调”，“说现代散文之技巧”，“说冶情感义论于一炉”，“说苍蝇”，“说玩物丧志”，“说小品”，“说札作小说多由小品训练而来”，“说偶有佳意”，“说札记”，“说尺牍”，“说日记”，“说之”，“说也”，“说清俊议论儿”，“说掩卷有味”。..本刊所登两篇，“说小品之半月刊”及“论小品文笔调”，及“新语林”中之一篇“说个人笔调”，大约与以上所举可成系统。此刻先将关于“自我”的些须意见谈谈，能否继续下去，则看人事如何耳。

　　考“我”字之用甚古。诗“时日易丧，予及汝皆亡”，“人涉印否？”

　　“印须我友”，“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予”“颖“我”触目皆是。

　　后来文化渐进，人类渐虚伪，“我”字在廊庙文学遂不大见，今日社论加入一句“余意不然”，已似觉不甚得体。若有车马，亦必不曰“我车”“我马”，甚至个人喜怒爱憎，亦全然抹杀，而仅言天下国家社会民生，此个人笔调与非个人笔调之别也。若吴稚晖“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做”之革命定义，易以正宗文笔，必曰“zheng府不良，即推翻之”，其意味之亲切能疏淡，相去为何如也！？？拔依醋觥保？坏？难阅岩耄？冶卣？沈救ィ？晕？灰巳宋囊印？

　　第因行文，个人思感总难悉数避免，于是梁任公之“吾人”，及章行严之“愚”。

　　余以为“愚”字虽太严肃，到底可以表出个人思感，比“吾人”亲切，用比不用好也。而与“我”相对之“汝”字，(庄子“我胜若，若不吾胜”，)则梁章皆未之见。余前在论语：“论文”篇曾作一句：“是汝下台而汝文与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与汝死”，亦自觉古怪。然现代小品文终须从此条路开放去。英文以“吾人”代“我”者有二例。一为“社论的吾人”(editiona1)，一为“君王用的吾人”(Royaiwe)，盖社论代表一报之立场，君王代表一皇室。有团体责任在焉。此二例外，虽亦常用“吾人”，与白话文之“我们”同，然愈近个人笔调，则用“我”字处多。若幽默文，则处处用“我”与“汝”。

　　萧伯纳说理之到处用“汝”代“普通人。其用法与上引吴稚晖话“你不好”相同：“你”即普通人”，盖幽默小品，作者与读者如在客室谈话，用“汝”“我”适如熟友闲谈，不如此不能达到亲切自由地步。若易以“吾人”，便又似在讲官话，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矣。此虽是小事，却与整个文体有关，一言“吾人”，文章则典雅，而失闲适意味。Virginiawo-olf在“现在小品序”文中，谈及“我”与“吾人”(我们)之处，表示在不满于clut-tonBrock之“吾人”有一段曰：我们已不见max与Lamb即(maxBeerBohm与charlesLamb)之“我”，而只见到公众团体及其他高雅爱人的“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满意了，“我”，——那个人群中的不羁份子——却已陷入绝境。这个“我”须自己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感觉他自己的感觉。叫他同其他的雅人高士善男信女共享这些清淡化的思感，倒是一种极端的若痛;所以别人正在洗耳恭听获教聆之时，那个“我”却溜到林野去赏识一叶草片或一孤独的白薯。

　　本文原言“自我”，现在只说到“我”字，然一人行文肯用“我”字，个人笔调即随之俱来，而大喜大怒，私见衷情，爱惜好恶，皆可呈笔墨中矣。

　　至“以自我为中心”，乃个人笔调乃性灵文学之命脉，亦整个现代文学与狭义的古典文学亦大区别。闲时当在其他文中表出此意。#p#副标题#e#

　　感悟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谈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拟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孝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于，波斯之奥马·伽亚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理斯多芬尼斯，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芬尼斯，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按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橘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息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謦欬之音却被庄子抓祝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我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顽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不可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知，其语意之奇异，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撤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砂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我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末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做“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要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这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者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如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雅歌”(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雅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

　　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不愿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囚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本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辑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栏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如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料。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调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国民党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宣言。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迎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的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的言论，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禁止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辈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先生了。

　　此种幽默先生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足以傲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式就富于滑稽材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而目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其间再杂以新式乐队，大奏其”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式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表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式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人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办别送葬和婚娶的仪式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式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失。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的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zheng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鸿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贯器店之专备婚丧仪式，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苦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的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性的人生观，和分办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zheng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zheng府各部会都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

　　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顽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我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伯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我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我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我们的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我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拟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