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首创每年一届的“青春诗会”,已连续举办25届。“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为中国诗坛输送了浩浩荡荡的诗歌生力军。
与陈毅
陈毅元帅，在中国革命的疆场上，金戈铁马，号令千军，纵横捭阖，威名赫赫，成一代名将；在诗坛上，他倚马纵笔，挥洒自如，畅志抒怀，不拘一格，开别样境界。“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当之无愧。全国解放后，陈毅元帅在担任国家高级领导人期间，虽工作繁忙，却从未放下诗笔，为中国诗苑奉献一派奇葩。同时，他还关心诗歌的发展，对当时最重要的诗歌刊物《诗刊》，投注了很大心力。这，是人们难以忘怀的。
1957年1月，解放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杂志《诗刊》诞生。热爱诗歌的陈毅元帅，为此也特别高兴。在多种场合，甚至外事活动间隙，只要遇见《诗刊》的人，陈毅都要过问过问。对《诗刊》的内容，艺术形式，甚至版式、字号大小……直截了当发表看法；更重要的，他以自己的多首作品，支持《诗刊》。陈毅元帅的作品在《诗刊》发表，不仅产生了颇大反响，还引发了一些特别机缘。其中几件事，至今还值得人们回味。
与雅相和
《诗刊》诞生的当年，陈毅元帅有多首诗歌在上面发表。其中有一首新诗《赠郭沫若同志》，与郭沫若的一首七律《赠陈毅同志》，同时发表在当年9期《诗刊》。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1952年7月，陈毅元帅到浙江北部德清县西北的莫干山探视病友。小住十日，“喜其风物之美，作莫干山七首”。这组诗，极生动描绘出莫干山的清丽景致，同时表现出陈毅纯净而阔达的胸怀。这组精美的小诗，郭沫若在1955年5月见到。一读之下，喜不自禁。他立即作出一首七律，对陈毅元帅的诗才表达感佩。 诗写好后，郭沫若直接以《赠陈毅同志》为题写给陈毅。诗人之间，相互赠答唱和，历来被视为雅事。可陈毅“久欲回答，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直到两年后的1957年5月，郭沫若作《五一节天安门之夜》一首，描述当时壮丽景色。此诗发表后，陈毅读到。一读之下，引发诗情。诗情冲撞，陈毅抛开自己娴熟的格律形式，“特仿女神体回赠”。写成新诗《赠郭沫若同志》，他将郭沫若的赠诗和自己赠郭沫若的此诗，一并交给《诗刊》，供他们同时发表。由此，人们不仅看到了陈毅元帅多面的诗才，同时随大诗人郭沫若的赞语，“将军本色是诗人”，也成了人们认识陈毅精神、情采的最佳表征。
与王统照的诗情
1957年11月，我国著名现代作家王统照因病逝世。王统照与诗人臧克家是亲近的同乡，相互交谊极深。王统照的家人便将几件遗物赠送给臧克家，作为永久的纪念。在这些遗物中，有一件用彩色笺纸工整正楷写的四首诗，引起臧克家的特别注意。诗的题目：《赠陈毅同志》。
臧克家当时担任《诗刊》主编。为纪念王统照这位著名作家，他便将这篇《赠陈毅同志》，发表在1958年2月号的《诗刊》杂志上。王统照与陈毅是有着长久交谊的。事实的确如此。1923年冬天，陈毅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此时的王统照，正在北京从事编辑工作；他们便彼此相识了。
此次相见后不久，为纪念友谊，王统照写下了《赠陈毅同志》诗四首。但是，他却没有将诗作真正“赠”送到陈毅手中，而是以彩色笺纸工整正楷抄录下来，大约是想在一个合适的机会，亲手交给陈毅吧？
不料，不过两三年时间，王统照便病逝。他再也无法亲手将这饱含情谊的赠诗送到友人手中。臧克家在《诗刊》发表了这几首诗，陈毅见到后，异常激动：“顷读《诗刊》二月号载有剑三赠我诗，生前并未寄我，读后更增悼念。”虽然先前闻知王统照逝世时，他“不胜悼惜”。
“剑三”，是王统照的字。以字相称，既含有尊重之意，更有关系亲近相知一层的意味。有感于此，陈毅便赋《剑三今何在？》诗篇五节，表达悼念之情。陈毅这首诗寄到《诗刊》后，臧克家感于王、陈之间的交谊，便将王统照家人赠自己保存的《赠陈毅同志》彩笺诗稿，送给了陈毅。王统照与陈毅间长久的友谊，便有了一份真诚而精美的实证。
谈诗
1959年4月，全国政协及人大召开会议。乘文艺界同志来京开会的机会，“诗刊社”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了有数十位诗人及文艺界领导参加的诗歌座谈会。陈毅元帅听说后，表示一定要参与。
开会当天，陈毅元帅到得特别早。见到诗人，便热情握手招呼，满面带笑。会议开始，他一再请别人先发言。大家都想听听陈毅对文艺，尤其对诗歌的看法，便一致推他先讲。陈毅也以文艺界普通一员身份，谈了许多重要的意见看法。
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诗歌，谈及诗的特质：“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我说：作诗还是作诗。”
因为这次座谈会是“诗刊社”主办，陈毅元帅最后把话题转到了《诗刊》上。他说：“我是拥护《诗刊》的。《诗刊》变为通俗性群众的《诗刊》，不好。以前轻视工人、农民，以后完全颠倒过来，也不好。好诗就登，选得严一点，我赞成。编辑要有一点权限，有取舍。对群众如此，对诗人也应如此。群众意见登一些也好。《诗刊》印得美观一点嘛，太密密麻麻，不像话。”
对诗，陈毅元帅真是有兴会。一谈起来便放不下。这次诗歌座谈会，几乎成了他的“一言堂”。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诗人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一个人数众多，盛大热烈的诗歌座谈会。诗人之外，朱德、郭沫若、周扬等人都来出席。陈毅元帅当然积极参加。朱德、郭沫若发言之后，陈毅又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写诗要写使人家容易看懂，有思想，有感情，使人乐于诵读。”联系到自己，他谦虚地说，“我写诗，就想在中国的旧体诗和新诗中各取其长，弃其所短，使自己所写的诗能有些进步。”
陈毅在这几次有关诗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许多都发自一个诗作者的体悟和感受，不仅精辟，也切实可行。十几年后，《诗刊》老主编臧克家还认为：“他（陈毅）讲的关于诗的精辟见解，爽直语句，不但对当时，即使在十几年之后的今天，也觉得正确，有的正中时弊，令人三思，令人警醒，令人钦佩！”
亲密联系
正因为陈毅元帅对诗歌有很高的热情，又有精辟见解，他对自己诗歌的要求，也悬得很高。在《诗刊》发表诗作，他总是十分认真，并且一再希望《诗刊》能将他作为一个普通诗人看待。1959年2月，陈毅接到《诗刊》的催稿函。虽然很忙，他还是将刚写成不久的几首诗，交给《诗刊》。他在附信中说：“立即上机赴朝鲜，把近来写的三首诗，仓猝定稿，送《诗刊》凑趣。如蒙刊载，要求登在中间。我愿作中间派，如名列前茅，十分难受，因本诗能名列丙等，余愿足矣。”信末署“陈毅倚装”。
1961年，由于国家出现经济困难，纸张供应不足，《诗刊》只好改出双月刊。陈毅元帅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着急，在一次集会上，见到《诗刊》主编臧克家，便把他叫到跟前：“《诗刊》出双月刊，在国际上影响不好。全国只有一个诗的刊物呀，得赶快改回来。”遵从陈毅的意见，《诗刊》经过很大努力，在全国经济条件略有好转时，立即恢复了月刊。但那已经是1963年7月号了。
1960年12月时，冬夜时分，有感于家国变迁，陈毅元帅精神充沛，诗情油然而生。在很短时间，他写出一组12题19首的《冬夜杂咏》。这组诗，洒脱清朗，内容丰富，借物抒怀，气概浩然。但是，组诗写出近一年，陈毅也没有拿出来。1961年底，《诗刊》催稿，陈毅才将稿子整理抄出，寄到编辑部。编辑部同仁一看，十分珍爱。其中多首，发表出后传诵一时。如：《青松》《一闲》等。
这组诗，确实显示了陈毅元帅熔铸古今诗句，囊括万千世界的充分表达能力。但是，在附给《诗刊》编辑部的信里，他却亲切风趣地说：“为《诗刊》凑趣，得旧作《冬夜杂咏》，抄来塞责，仍请按旧例放在中间或末尾为妥。此诗乱杂无章，杂则有之，诗则未也……”这组《冬夜杂咏》发表在1962年1期《诗刊》上。受到读者的普遍喜爱。许多人摘录吟诵。今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能脱口而出其中数首，可见其当年影响。反观陈毅元帅信里的话，又显现了其谦诚的性格。
陈毅元帅诗才敏捷，写出的诗，量是很大的。但是，对发表，他却十分谨严。不达到相当水准，他决不拿出。当年《诗刊》编辑，因为与陈毅元帅熟了，催他写稿的函很多，可陈毅却并非次次寄稿。在回信里，他常有推辞。例如，他在回《诗刊》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近来想作几首诗，未搞好，暂作罢，搞好再呈教。我的旧作，整理尚未就绪，愈整理愈觉得诗是难事，就愈想放下了事。这只有看将来兴会来时再说。”
另一封复《诗刊》的信，仍是推辞：“苦于事忙，写诗不能不作放弃，以至未定稿太多，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彼此均有此经验，公等当不以托词视之。”
陈毅元帅对诗歌十分珍爱，但同时又非常自谦，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典型事例。他的多首作品在《诗刊》发表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衷心喜爱。为满足读者需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些诗作收集起来，又将陈毅当年在革命战争中所作的诸如《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从各处抄出，打算集中出版。出版前，出版社将这些诗作交陈毅元帅审定，希望获得出版授权。没想到，陈毅婉拒了出诗集的请求。
元帅英魂
性格耿直，光明磊落的陈毅元帅，在“文革”中受到极大冲击，并在1971年经受了肠癌切除手术。但是，他靠着乐观的性情和结实的体格，从这精神和病况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之后他依然如往常一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之中。但不久，病魔再一次袭击了他。1972年元月6日，一代才华横溢的名帅，与世长辞。
由于生前的婉拒，陈毅元帅创造的大量优秀诗篇，未能汇合成集。为不使这些涵容丰富的诗作散佚，元帅夫人张茜，抱病整理，成一部后来风靡一时的《陈毅诗词选集》。可是，这部著作，当时却没有机会与世人见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的精神，从那个被严重异化、压抑的状态中挣脱。此时，表达这种精神状态最快、最充分的艺术形式，无疑是诗歌了。《诗刊》编辑部顺应民愿，他们立即从陈毅大量的诗词作品中，择选出各个时期的诗词二十篇，以最快的速度，在当年《诗刊》第十二期，大篇幅地刊载出来。陈毅元帅此时已辞世近五年，这些诗，较为系统地展示了他的诗词风采，纪念意义不言而喻。同时，陈毅元帅诗词表现出来的积极奋进精神，又激励国人能够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对前途充满信心；诗词里分明的爱憎态度，又是人们认识“文革”中极左一套，批判“四人帮”的利器。
《诗刊》编辑部为使读者更好领会这批诗词，特别请参加过陈毅诗词编选，深通诗中三昧的学者赵朴初先生，以《淋漓兴会溢行间——读陈毅同志诗词》为题，对陈毅元帅诗词的诞生、特点，以及在此时发表的意义，作了精辟的解说。这篇文章，随陈毅元帅这批作品，一并发表在1976年12期的《诗刊》杂志上。
这期刊有多首陈毅诗词的《诗刊》一面世，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大量还在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青年，几乎个个以能吟诵陈毅这批诗词为荣。《诗刊》不足，人们便辗转传抄。这样的抄件抄本，有的又被刻成蜡纸油印，形成多种印本。
陈毅元帅的诗在《诗刊》的再一次辉煌亮相，是在1978年1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左风”受害最重的灾区文艺界，一时还不能将思维调整过来。仅仅艺术作品的创作，是“理性思维”，还是“形象思维”，甚至有没有“形象思维”，在当时都成了问题，并由此在文坛引发了很大论争。这些论争，虽然激烈，但由于人们心有余悸，总不能归到一个正确和恰当的结论上。按当时思维模式，权威出来说话，可以截断众流，起到迅速一致的效用。所以，1978年1期《诗刊》，发表了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在这封写于1965年7月的信里，毛泽东为陈毅改定了一首五律诗作《西行》；此外，毛泽东对诗的许多见解，在当时起到了影响文艺界的重要作用。譬如：“又诗要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后面四个字，毛泽东打了重点号）这些虽属友人函件间的随谈，却使当时关于有无“形象思维”的争论偃旗息鼓。这些看法，无论今天看来或值得商议，或可以更加系统化，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将文艺回归文艺，摆脱理念先行旧套子的重大作用。
在这封信里，引用了毛泽东为陈毅改定的五律，也使这首诗为人们广泛认知。《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这首诗，是陈毅元帅1964年率政府代表团出访多国时的作品。一组《六国之行》，共七首，毛泽东改定的是其中第一首。1965年春，陈毅将这组诗送毛泽东指正。毛泽东改了第一首后，复了陈毅这封信。这当然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陈毅间战友、诗友的情谊。但是，这封信在两位领导人逝世后，又在文艺界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大约是他们当时不曾料想的吧！
“将军本色是诗人”，从以上简略介绍陈毅与《诗刊》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充分感知郭沫若的这句赞语。通过陈毅元帅对《诗刊》的支持和关怀，我们更能看到元帅别具的诗人风采。在今天，诗歌，依然是文学艺术领域有突出影响的式样。回想当年，一位曾驰骋疆场，横刀立马的将军，运笔成风，信手挥洒，成天格华章诗人，真让人衷心感佩。这样的先例，应当对我们今人有所启示：热爱生活，丰富精神，追求理想，钟情艺术，对于人的价值的充分表达和认知，不可或缺。在生活中，追求和保持这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欲使生命全面发展的人应当不懈努力的。陈毅元帅对诗的终生热爱，追求，葆有了他的赤子之心和生命热忱，这也是我们后来者应当学习和永远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