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展脉络
一个序幕、一个插曲、三个诗歌群体和三次诗歌浪潮。

2\简述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一， 诗坛出现了各类诗歌样式竞相发展的多样化局面
第二，对抒情主体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 浓郁的思辩气质进入诗歌。
第四，诗歌的情绪结构趋向复杂化。过去那种简明单一的情绪已很少见。
第五，诗歌艺术由单一的为政治服务转向以审美为中心的多样化追求。诗人们以各具异彩的审美追求，充分体现了诗歌艺术认识世界、唤起良知、沟通心灵、激发情感等多种功能。

　　无论从世纪初的眼光回首历史，还是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以“80年代以来”的方式，看待近30年的诗歌历史，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1]当然，以这样的时间范围进行论述并非要忽视“文革”结束至80年代之间的历史。作为一种策略，这里的时间起点只是出于诗歌艺术的完整性，比如：如：创作风格的连续性、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区别于以前诗歌创作以及造成显著影响等等来研讨内容，以及避免“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尽管，任何一段历史的连接常常并非泾渭分明的事实，往往使理想中的历史分期带有前后矛盾的成分。
　　1976年“文革”的结束，使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想象”逐渐真实起来。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发表，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记忆的清理仍然是一个过程。这不但为“复出的诗人”、“归来者”之类的诗歌史称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也为年轻一代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获得了历史的机遇。这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迅速而频繁的登场，及其之间的代际差异，无疑为考察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
　　构成日后80年代诗歌写作阵营的诗人，主要来自两个诗歌“群体”。即一类是“复出”的诗人，一类是“青年诗人”。“复出”的诗人，主要显示了当代一体化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的历史遭遇。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复出”的一代并不仅仅是“归来的一代”，其中还包含着对更早历史记录的重新书写：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50年代因“胡风集团”而遭受牵连的“七月诗派”，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分子”，都可以被视为是“复出的一代”，只不过，这些诗人在“文革”结束重新进行创作时，都在主题、情感上表达了一种“归来者”的身份和反思意识，然而，由于年龄的限制和诗歌观念上长期遭遇“桎梏”，所以，“复出”一代诗人的绝大多数显示“后劲不足”，而少数保持创作活力的诗人，则更多体现为对一种历史思维的拒斥以及自我的不断超越。相比较而言，“青年一代”诗人则发挥了巨大的诗歌想象空间，他们的出现特别是“潜在作品”的重新问世，填补了“文革”时代苍白的诗歌历史。当然，这些在年龄、写作价值取向并不一致的“一代”很快由于“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而呈现出“断裂现象”，此后的诗歌必将向“多元姿态”的历史予以展开。
　　与诗人相继“复出”、浮现相适应的是，诗歌的阅读和发表也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与50、60年代相比，80年代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有相当的数量增加。除《诗刊》、《星星诗刊》在“文革”结束之后较早复刊之外，针对当时诗界乃至文艺界本身走向繁荣的景象，各地也相继通过不同形式创办诗歌刊物，此外，各种综合类文学刊物大都开辟一定版面，以及1981年，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创办，均为80年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与正式期刊刊发诗歌作品相呼应的，是非正式印刷品在80年代的盛行，这种可以视为是写作与正式发表之间的“中介”（即“民刊”），同样具有无法忽视的诗歌史意义。这种常常在80年代以“油印”、“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刊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同类现象，也可以在视为是一种“民间权利”的同时留下了时代的“记忆”。以著名的《今天》为例，它的出现以及日后显著的位置，不但使这种“发表”方式得以流传，而且，还在日后的诗歌交流和阅读接受中，比如：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诗歌，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

“三次诗歌浪潮”是指现实主义诗歌的勃兴、朦胧诗的崛起、新生代诗歌的涌现。

这三次诗歌浪潮依次如浪潮般涌现，使得新时期诗歌形成了一个“三级跳”式的发展过程。但必须指出的是，三次浪潮之间不是取代与被取代之间的关系，而是先后出现，相互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诗歌创作才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