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问世后即不胫而走，获得人们的高度评价。例如，贺知章在长安见到《蜀道难》后，大为赞赏，赞叹李白的杰出才华，目其为“谪仙人”。唐人选唐诗的早期代表作《河岳英灵集》也收录此诗，并誉之为“屈骚以还，鲜有其体”、“奇之又奇”的佳作。然而，有关李白创作《蜀道难》的主旨，历代典籍记载不一。自唐以来，主要有四说：一是为担忧杜甫、房管的危险；二是为规劝安史乱中避祸入蜀的唐玄宗；三是为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四是描叙蜀地奇险的风光，别无寓意。据岑仲勉考证，《河岳英灵集》的成书最迟不会晚于天宝十二载。 　　由此推知，李白写作《蜀道难》的时间，也当在这之前。而上述一、二两种说法，实于史事相悖。对于第三种说法，学人们在经过对史料的仔细检索后，一般也都认为证据不足。唯有第四说，才较为符合实际，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疑点”。所以，千余年来，对“李白为何要写《蜀道难》”这个问题，众说纷坛，难定一是。解放后，为了探索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这个悬案，研究者们曾展开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有人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从全诗的内容来看，李白是以从秦地到蜀地的路途中所经历的情景为线索来展开描叙的。开头几句是总写，诗人用非常强烈的咏叹语气，表达了对蜀道艰险的总体验。结尾意在与开头相呼应，劝友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流露了对朋友的深切关心和真挚感情。诗的主体部分则集中刻画了蜀道的艰险。 　　李白从山的高峻上干云霄，山路的险阻难行、山林环境的危险及山地气氛的愁苦等方面，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语言，竭力渲染了去蜀地沿途的艰险和环境的危恶，希望王炎不要滞留蜀地，早日返回长安。 　　也有人认为，此诗主要“表现了李白感叹世途艰险，仕路坎坷”的悲愤心情。作者采用乐府旧题，袒露了自己命运多踬、怀才不遇的人生厄境，与他的《行路难》属同一主题。李白一生喜游名山大川，其中也不乏艰难险阻，这为此诗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更由于诗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饱经沧桑，尝尽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暖。因此，他借景抒情，“表面上写蜀道的艰险，实际上抒人生的感慨”。全诗先写蜀道之难，其间穿插历史传说，然后 　　又从各个侧面渲染蜀道之难的悲凉气氛。尤其是结尾则重在写造成蜀道之难的人为因素。如那些“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猛虎”和“长蛇”等，这就把它的主题表露无遗。 　　还有人认为，李白写作《蜀道难》，旨在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对时弊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他们又有两种看法。一是仍力主规谏唐玄宗的旧说，但由于和史实明显不符，并不为人所重视。二是提出了此诗“表现了诗人对唐帝国命运的关心”的新观点。因为诗中除写蜀道山川之险阻外，也写到了蜀地的地方势力可以任意凭险割据一方为非作歹，其中实凝聚着李白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观察和体验，并为封建王朝的前途而担忧的心情。联系李白在长安的生活遭遇以及后来被迫离开长安的事实看，他惊叹蜀道之难，本是在惊叹当时极为黑暗的封建社会中世道的艰难，而通过极言山川的险恶，意在讽谕朝政的腐败和奸臣专权下做个正直人的艰难。诗中描写的一片愁云惨雾和极其恐怖的景象，“恰恰是危机四伏的唐王朝黑暗社会现实的缩影”。

李白作此诗，章法很整齐。唯有这“锦城”一句，又是多馀话中的多馀话。
　　
《蜀道难》：神奇险峻境界的追求
《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瑟调曲》， 传统内容为“备言铜梁玉垒之阻”，多写蜀道的险阻。《蜀道难》是天宝初年，李白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时送别友人所作。
诗篇开头一句，“噫吁口戏，危乎高哉！” ，起势突兀，一句极其强烈的感叹，为全诗奠定了“危途难行”的感情基调。接着诗人又以极度的夸张语调，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点出了主题。这句话，作为全诗主线，在全诗中重复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强烈，为全诗增添了感染力。作者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领起全篇后，接着转入具体描绘蜀道的艰难险阻。
“蚕丛”以下八句，通过古老的传说描写入蜀山势的高峻、险要以及蜀道开辟的艰难。“蚕丛”、“鱼凫”，相传是蜀国的祖先。诗人想象，从他们开国以来多少万年，秦地与蜀国是不通人烟的，因为无路可通。在太白峰上，只有鸟才能飞过。直到传说中的蜀国五个壮士，揽住进入山洞的大蛇的尾巴，使大山崩裂了，秦蜀之间才有了“天梯石栈”以通往来。这传说是何等的神奇悲壮！显然，借传说来表现入蜀山势的高险和蜀道开辟的艰难，比起直接摹写，要形象生动，也更富感染力。诗人不仅是要写险、写难，还要倾注自己对山川的感情。通过“壮士”开山的传说，诗人讴歌了远古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斗争。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四句紧承“天梯石栈”而来。通过“天梯石栈”，可以踏上由秦入蜀的道路了。然而，登上这“天梯石栈”又是怎样的情景呢？向上望，还有“高标”—— 更高的山峰，高到连驾着六条龙的太阳神的车子也过不去，只好就此回转；向下看，又有波涛汹涌、曲折回旋的河水在奔流。面对这样的高山险阻，就是一举千里的黄鹤也飞不过去，敏捷的猿猴也要为翻山越岭而发愁，更何况游客呢！诗人借“六龙回日”的神话故事来烘托“高标”之高，想象神奇而瑰丽。正是这些丰富的想象和高度的夸张，使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青泥何盘盘”四句描写青泥岭的盘旋曲折和高危。由秦入蜀，太白山和青泥岭都是必经之地。就是飞过了只有“鸟道”的太白山，还有这“青泥岭”呢！青泥岭山势萦回，百步九折。站在青泥岭的山颠，仰头仿佛可以摸着天上的星宿。描写山的高，描写山的险要，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渲染太白山之高已是淋漓尽致了，又刻画出青泥岭的高危，而毫不重复。刻画之不足，又加上一个强烈抒情的感叹句：“以手抚膺坐长叹！”
　从“问君西游何时还”至“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段，诗人借一个旅行者的感觉和经历来渲染由秦入蜀这段道路的奇险难行。在那崇山峻岭之中出现了一个愁容满面的旅行者，他踽踽在层峦迭障之间的崎岖小道上，蹒跚于人迹罕至，幽深邃密的深山老林之中，时而听见飞鸟悲号，感到凄凉惨淡，黯然神伤，时而又听到子规哀鸣，四处空旷幽深，神秘可怖。面对这般情景，岂能不为之伤心惨自，朱颜凋改，强烈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诗人通过旅人的亲身经历和感觉，通过环境气氛的烘托，将蜀道上的“畏途巉岩”渲染得格外形象逼真，加深了主题的表达。“连峰”四句是对蜀道山水的概括的描写，仍是借一个旅人眼中来观察的。这组句子都是七言，气势磅礴，节奏很快。描绘连峰，是“去天不盈尺”；状摹砅崖转石的“飞湍瀑流”，是万壑雷鸣，极尽夸张之能事，又加以拟人化，写它们“争喧豗”。称绝壁的枯松是“倒挂”，何等惊险。写尽了山之高，壁之陡，水之湍急，然后归结到一个“险”字，既概括又生动具体地写尽了蜀道山水的形势。最后以一个动人心魄的反问句：“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结束这层表达。
　　从秦地动身，艰难跋涉，终于穿过了蜀道，来到蜀地。然而，前途并不可乐观，“峥嵘而崔嵬”的剑阁又屹立在眼前了。诗人在对剑阁险要形势的描写中，巧妙地融化了前人的诗句，晋人张载的《剑阁铭》中写道：“ 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李白在此基础上，以豺、狼、猛虎、长蛇这些自然界中最可怕的事物作寓，大肆渲染剑阁蜀地形势的险要和环境的险恶。于是，诗篇很自然地归结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意思是锦城就是天堂，也不应滞留，还是早日回乡的好。结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再呼应开头，点出主题。
　　诗人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设想着笔，从长安而太白，从太白而青泥，沿蜀道而入蜀，翻越剑阁而至于锦城，行迹井然有序。随着这个旅行者的足迹，我们仿佛看见了插入云间的高峰，仿佛走入了连绵不绝的万山丛中，好象攀登在万丈绝壁之上，好象听见了河水的奔流、山鸟的悲鸣..同时，诗人又不局限于旅人经历的实写，时而直抒旅人的心境感受，时而又以第三者的口吻直问旅人，笔致错综变化，具有浓烈的抒情气氛，从而渲染出蜀道山水的艰险。
借送友人入蜀，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笔法，极写蜀地山川的雄奇壮丽，以及对它的倾慕和热爱。其中展现了诗人广阔的胸襟，豪迈的气魄，和对神奇险峻境界的追求。简言之，《蜀道难》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一篇公认的充分体现了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杰作。李白在此篇中，以清雄奔放的语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蜀地山川的神奇壮伟，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和惊人的艺术技巧，历来为人们钦羡赞赏。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最富艺术魅力的篇章之一。
　　相传当时身为显宦兼诗人的贺知章读了此诗，对李白大加赞赏，称他为“谪仙”（孟棨《本事诗·高逸》）。殷璠也说李白的《蜀道难》等篇“奇之又奇”， “ 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宋人李麀说李白的《远别离》、《蜀道难》和杜甫的《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同为“风骚之极致，不在屈原之下”。明人李东阳更是认为《远别离》、《蜀道难》和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新婚别》、《兵车行》等诗同样是“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的诗篇，“终日诵之不厌”的绝唱。
《蜀道难》主题之辨
《蜀道难》可以说是李白的惊世之作，诗人以其变幻莫测、雄健奔放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展现了古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险要地势，描绘出一幅嵯峨雄奇地蜀道山水图，它集司马相如地汪洋恣肆与屈原地雄奇瑰丽于一体，想象宏阔而飞动，壮景夸张而凝练，文气浩荡，横空出世，傲然高耸于大唐的诗空，引得历代文人为之折腰。无怪乎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读此诗时赞叹道：“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唐·孟棨《本事诗》）。唐代诗论家殷蟠也称赞：“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河岳英灵集》）。宋陆时雍叹云：“驰走风云，鞭挞海岳”（《诗镜总论》）。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更是盛称：“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唐诗别裁》）。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忧杜说
此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根据“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句，推说剑南节度使严武欲害房琯、杜甫，这首诗为担心房、杜安危而作。
二、 刺琼说
此说出自宋沈括《梦溪笔谈》，根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称此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年（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小人，李白写此诗是用来警戒朝廷防范章仇兼琼有反叛之心。
三、 讽喻说
此说出自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根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问君西游何时还”句，认为文中的“君”是指唐玄宗，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难到蜀地，李白写此诗地目的是劝谏唐玄宗不要久留蜀地，而应心怀国家安危，回到长安。
四、咏蜀说
此说出自明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自为“咏蜀耳，言其险”“风人之义远矣”。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持此说，认为这首诗只是歌咏蜀地罢了，“别无寓意”。
五、劝谏说
此说出自《唐诗鉴赏词典》，从诗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李白当时已经看到太平景象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写作此诗诗劝谏唐玄宗预防割据者发动叛乱，并以十年后的安史之乱加以佐证，认为李白的预见是正确的。
六、送别说
此说见复旦大学的《李白诗选》，从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和李白后来的诗作《剑阁赋》、《送友人入蜀》，推测李白极言蜀道艰险难行，表现诗人对友人入蜀安危的关切，希望友人早日归来。
七、仕途说
此说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的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屡遭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此说见周丽洁的《李白》。
八、歌颂说
此说认为全诗反复咏叹“蜀道之难”，实则是在极力歌颂历代蜀道开拓者的那种大无畏的崇高牺牲精神，表现了对彻底征服“蜀道之难”的一种呼唤与希求。此说见王克俭《李白诗选》。另外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认为这首诗“气魄宏伟、豪迈，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针对以上八种解读，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根据李白的生活经历和前期的思想发展，再联系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史实，一一辨析，便可得之真谛。
对于前三种解读，明胡震亨在《李诗通》中曾加以考证。予以批驳，“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严武出镇在至德（756年）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于贺监（贺知章）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此数说似并属揣摩。”并认为“必有一人一时之事，不几失之凿乎？”胡之“咏蜀说”虽见解独特，但思想过于狭窄。“劝谏说”纯属主观臆测，荒谬之至。“送别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抓住文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歌颂说”则更是胶柱鼓瑟，牵强附会，荒唐可笑。而“仕途说”则颇有见地。
笔者在此想从李白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来探寻《蜀道难》的主题真谛。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亚碎叶城，五岁时随父定居四川绵州昌隆。少聪敏，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响，好剑术，仗剑任侠，常常“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济烱马少府巨》）。他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读史书，也是最喜欢读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体现，更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他拜访了一位隐居山中多年的处士——赵蕤，赵蕤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击剑啸吟，休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成为一对真正的忘年交。在赵蕤的影响下，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 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可以说赵蕤的思想影响了李白一生，也铺就了他后来的充满荆棘坎坷的仕进之途。
开元十二年（724年），当时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的进取心，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怀揣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星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能够“安社稷”“济苍生”（《梁园吟》）。但由于受赵蕤思想影响，加之自己豪侠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慢慢晋升，而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条游说人主，由布衣一举而成为卿相的仕进之路，像当时马周、卢藏那样“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于是他出夔门、临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扬州、历会稽、登越州、访苏州，广泛交游，到处干谒，或求仙访道，或隐逸山林，以培养自己的声望，得到达官贵人的举荐，而实现得到天子征召的雄伟愿望。然而这次出游并没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样顺利，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世的炎凉，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所总结的一样，在这三年里他“悲歌自怜”，“席不暇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只好怀着失意困顿的心情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来到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泽——安陆，由此开启了李白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标志着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败。
在安陆，李白虽自称“酒隐”，实际上是他为自己政治前途奔走最努力的一个时期。他酒隐安陆，实际上是心悬魏阙，以隐养贤，博取声誉。他频频地结交当地 的官吏，一会儿上书自荐，一会儿赠诗抒怀，一会儿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诗才和政治抱负，他先后拜访安州都督府长史李京之、以及继任的裴长史，他先后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韩荆州书.》，历数生平，屡述抱负，情意恳切，毛遂自荐，但这一切的努力皆未奏效。在安陆他还娶了高宗时的宰相许国师的孙女为妻，许家在安陆是名门望族，李白应承这门亲事，多少也许掺和了一些政治因素，但此时许府已在朝廷失势，和许家的婚姻也没有给他仕途带来什么好处，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嘲讽。至此，他在安陆的一切政治外交全都宣告失败。
但李白决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理想的人，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十二的自信，在安陆政治外交失败后，他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亲自奔赴长安，再次谋求政治的出路。但威严的皇宫，让他想进却进不去，满城的官服，使他深知他还不是长安的主人。于是他寄居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走不通或干脆不愿走科举之途的文人雅士，他们希望能像卢藏一样达到走“终南捷径”的飞黄腾达的目的。在这里李白广泛结交王孙公子，经过努力，他先后认识崔京之、张洎、张掓等人，而这些人只是花花公子罢了，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还希望能与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相逢，通过玉真公主引荐，“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玉真仙人词》），却始终没有能够相遇。“我欲攀龙见明主”，“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李白欲见明主的愿望终因权贵的阻挡而无门可入。第二年暮秋，李白悻悻然地出游长安附近地邠州、坊州，遍寻知己，希望能在皇城边上寻到知己推荐，然而这些知己位卑职微，也爱莫能助。此时，他已贫困潦倒，“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新平少年》）。仕进无门的郁闷，弹剑豪门的屈辱以及斗鸡风波的愤怒，使李白感到从政之途的艰难，并由此而感到了整个人生之路的坎坷。“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一千多年前三闾大夫的泣血慨叹，如今是那样深深震撼着李白。当此困于长安之时，李白对当年屈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情”而长歌当哭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像屈原那样以香草美人作喻，写了一首《长相思》来表达自己事君不能的极度苦闷的心情。李白以美人比喻他朝思暮想的唐玄宗，以爱情象征自己的思君之情，诗中写道：“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人类感情，爱情为至，自己与玄宗虽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千山万水，李白以这种刻骨铭心的男女相思极写出自己事君不得的内心痛苦，可见其心之赤，其情之烈。接下来李白又写下了三首《行路难》，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将安陆遭馋的冤屈，长安遭拒的痛苦，毫无遮拦，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发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菱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的诘问，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最后诗人心怀未酬的壮志满腔的悲愤高呼一声“行路难，归去来”离开了苦苦追求三年的长安。
就在李白决定离京之际，好友陆调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李白与陆调的同乡好友王炎相识。王炎也因久居长安，无所遇合，准备到蜀中漫游，寻求官职，便请李白写诗留作纪念。李白想到王炎此去蜀道的艰难险阻，又想到自己仕进之途的坎坷崎岖，以及对人生茫然无望的痛感，百感交集，思绪喷涌，最后一条集自然之奇险与人生之艰难的“蜀道”，如蛟龙般从李白胸中轰然冲出。诗人借蜀道的艰险喻仕途之坎坷崎岖，抒发了事君无路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全诗文气浩荡而又一折三叹，诗中有嗟叹之声，追悔之意，然而更多的是长歌当哭，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因而《蜀道难》既是一幅峥嵘嵯峨的蜀道山水图，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浩然悲歌。尽管诗中不断劝阻行人不要去蜀道盘桓，“畏途巉岩不可攀”，“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但蜀道神奇的传说和雄伟的气势，五丁开山，枯松倒挂，飞湍争豗，万壑雷鸣，既使人望而生畏，惊心动魄，又令人感奋，诱人攀援。所以，李白初入长安三年，一无所获，满怀“羞为无成归”的心情作别长安回到家乡稍作修整不久，内心中那种“济苍生”的鹏鸟振翮之志又使他踏上像蜀道一样的人生旅途，使他在这条充满荆棘崎岖坎坷艰险的“蜀道”上不断攀援。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社会时代背景不同，诗人的身世经历不同，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及其审美习惯不同，都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点。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把握诗歌的趣旨，体会诗人的情感
《蜀道难》-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色彩
其一：李白诗歌中英雄主义精神是他强烈的任侠作风的表现。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义，如《行路难》其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槐，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伤，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呤》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淮公.入门不拜骋雄辨,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与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存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左皇极.
其二：李白对英雄的崇敬和礼赞是他自身济世经国，建功立业伟大理想的折射。
李白一生理想远大，抱负高远。“济苍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愿望，即使在遭谗毁，贬谪之时，他也怀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盖”政治理想，而不是避世隐居。所以，大量的歌颂古代英雄名臣的诗篇出现在他的笔下。 他对诸葛亮君臣如鱼得水，无比羡慕，并表示“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他深情的呤咏着张良，谢安。他一方面又说：“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之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入永王磷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直至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丰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五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生在盛世的李白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出思古之幽情,因为这类人物,是他“心雄夫”的气慨和热情的寄托,是他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的表现。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为了当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写了这首诗。也因此被贺知章引见给唐玄宗，故而被称作仙人，不过只做了个翰林院编修。

蜀道难是朋友临行时送给朋友的，因蜀道难而写蜀道难，因西蜀形势复杂而写蜀道难，有提醒朋友，保重朋友的意思。

不知道啊，也许是怀才不遇，希望能得到赏识吧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李白为房(王官）、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李白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王番）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王官）、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虽然盘剥欺压百姓，却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结朝中权贵，以求到长安去做京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现在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天宝一载至天宝三载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

李白此诗大约是在长安送友人入蜀而作，本阴铿《蜀道难》"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之意。

《蜀道难》是他袭用乐府古题，展开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并从中透露了对社会
某些忧虑与关切

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元载至天宝三载）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测之手。

打麻将输钱了，不敢回家。

送别诗-.-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
《蜀道难》
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为房琯、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琯）、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一直理想去长安做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一年至天宝三年）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测之手。[5]

整体评析
　　这首诗是袭用乐府旧题,意在送友人入蜀.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借以歌咏蜀地山川的壮秀,显示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
至于本诗是否有更深的寓意,历代有各种不同看法.然而就诗论诗,不一定强析有寓意.但从诗中,“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看,却是在写蜀地山川峻美的同时,告诫当局,蜀地险要,应好好用人防守.
诗采用律体与散文间杂,文句参差,笔意纵横,豪放洒脱.全诗感情强烈,一唱三叹,回环反复,读来令人心潮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