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杜甫

1.常被人提到的重要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斜大败，继而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三吏”、“三别”则是在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源而沿途征兵时所作。

2.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道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从杜诗中可见安史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刻可以补史之不足。

3.杜诗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一己的感慨，但由于他是在颠沛战乱之中，与这场灾难息息相关，心之所向，情之所系，未离时局，因此从他的感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从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说，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因为老杜的诗写了非常多的社会现实，已经可以作为正史的参考了。

“诗史”的称号出现较早。早在晚唐《本事诗·高逸》就曾写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时杜甫还在世，人们就这样称呼他的作品了。后来宋祁在《新唐书》的《杜甫传》里也写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号‘诗史’。。”至于“诗圣”的称号，宋祁文章中已含有这个意思。真正见诸文字的，是明代的《杜臆》作者王嗣爽，他在《梦少陵作》一诗里写道：“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诗史”是指杜甫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善陈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善陈时事”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所写为当时的重大事件或与重大事件有关。具体到杜甫的诗歌是指“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所见所闻所感。这就与一般的反映现实区别开来。否则，“诗史”就用得太泛了。由于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杜甫浓墨重彩地描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社会景象，使得他的诗具有深刻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二是“诗史”除了指作品所写的题材涉及社会重大事件外，还指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认识是深刻的，对社会具有比较大的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这点在杜甫的于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杜甫的以“诗史”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体现，又是《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反映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的生病.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也有少部分反映他的生活和报负,如《客至》《登高》《旅夜舒怀》.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

　　简单地说，是因为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反映了唐代社会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生活,是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文学史上称杜甫的诗为诗史。
　　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个皇帝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唐王朝由太平盛世转到衰落的大动荡时期。杜甫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歌是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所以人们称杜诗为“诗史”，称杜甫为“诗圣”。如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饱蘸着深切同情的笔调，揭示了这一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情。
　　“诗史”的称号出现较早。早在晚唐《本事诗·高逸》就曾写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时杜甫还在世，人们就这样称呼他的作品了。后来宋祁在《新唐书》的《杜甫传》里也写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号‘诗史’。。”至于“诗圣”的称号，宋祁文章中已含有这个意思。真正见诸文字的，是明代的《杜臆》作者王嗣爽，他在《梦少陵作》一诗里写道：“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足见历代对于杜甫诗歌创作成就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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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