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灞桥区原十里铺乡董家门村。西安解放时董家门有13个大院，除1个院子外，其他都住的是姓董的人家。九伯父大名叫董鸿勋，家在村西头老2号院。由于他在自家堂兄弟中排行为九，小名九娃。

　　新中国成立前九伯父务农为生，农闲时给西安北关一家加工副食的粉坊老板驾驭一辆骡拉大车运输货物。九伯父秉性耿直、处事果断、热诚助人，在董氏家族中威望很高。

　　我母亲在世时多次向我讲述九伯父的救命之恩。

　　那是1942年秋，我母亲怀孕头胎临产。我父亲当时在西安东门内玄风桥一家私人商务印馆干印刷工，由于白天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城里人躲避，加上工作忙，要看门户不能脱身回家。家中有爷爷、奶奶和几位叔、姑。按当时我们那一带习俗，生小孩不能出村，只能请本村接生婆在家中接生，怕伤了家族的人丁旺气。请的接生婆发现我母亲怀的婴儿是立生，即难产，怕出人命，不敢出手接生。母亲疼痛难忍，家里人急得不知咋办。九伯知道后，当即决定：快把人送往西安医院。

　　那时，西安大医院只有广仁医院，即现在解放路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前身。幸好，九伯有一个妹夫在医院给洋医师当助医。这时有村民议论：日本飞机不时轰炸西安，城里拉警报人心惶惶都往乡下跑，咱现在非要进城，路上万一有个意外；咱不能破老先人的规程，生娃不能出村。九伯主意已定：想那么多能咋？救人要紧。

　　九伯铺了被褥，叫乡党帮忙把我母亲抬上大车，由我的一个姑姑陪护。九伯冒险驾驭自己那辆大车由通往西安的近道进中山门，经中正路（即现在的解放路）快速赶到广仁医院。九伯找到他妹夫，将我母亲送进接生房，经洋医生检查羊水早破，出血过多，腹内胎儿已夭折。若再延误半个时辰，大人的性命也难保住。洋医生不得不采取剖腹手术把女婴分解取出，终于挽救了我母亲的性命。

　　多少年来，母亲提起此事总是惋惜地对我讲：娃呀！今世你命已注定没有姐姐。

　　后来逢年过节父亲都要买些礼品送到九伯家中表示谢意。我懂事后也曾感谢九伯挽救母亲生命之恩。

　　西安解放后，九伯先后担任本村贫下中农协会委员、监察委员、生产队长，为生产队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出谋划策。

　　1990年，83岁的九伯父不幸病逝。当时我村一街四巷的男女老幼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