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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抓到中国来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

　　真相最有说服力。客观地再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能唤起世人更全面地确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对各类持“贬低、抹杀论”者及其各种表演最有力的回应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一直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贬低。本文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率先打起反法西斯旗帜，中国战场是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没有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长期打击与消耗，无论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还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都不能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的牺牲与贡献理应铭刻于世界现代史册。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月8日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纪念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它是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到和平的重大转折点。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少国外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抗战着墨不多,或一笔带过,“贬低论”、“抹杀论”盛行。本文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互动的角度,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审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国抗战。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也揭开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国军民也正是从“九一八”起,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个阶段。中国人民在极其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最早开始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世界东方开辟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肩负起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重任。

　　其次,中国抗日战争规模宏大、持久,成为世界东方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任达数年之久。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亦开始全面抗战,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战场的爆发和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领导下,中国很快结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协同配合的持久战,正面战场对日军的大会战达22次,大战斗为1117次,小战斗达38931次。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大批抗日根据地,并开展了百团大战和进行了局部反攻。中国不仅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重任达数年之久,而且始终把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惟一战场,拖住和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50%以上的日本陆军。

　　第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是亚太地区反法西斯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战略设想中地位重要,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反攻、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中国在援缅作战中,投入30万兵力，历时3年多,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打通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为盟军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中国战场成为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

　　仅从以上三个基本方面,已可清楚地看出和雄辩地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成一气、息息相关的,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理应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中华民族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中美苏英)之一和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中国抗日军民作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中国人民的奋力抗战,推迟了欧洲战场的开辟,迟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较为充分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国全力抗击日本法西斯,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的对外扩张计划,使“北进计划”夭折,南进计划受到阻碍。日本法西斯军队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潭”,延迟了侵略步伐,也打乱了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的东西配合的计划和侵略行动,使英、苏、美各主要国家及其它广大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准备时间。

　　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为苏军抗击德国、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支援。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的“百团大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而集中兵力扫荡根据地,拖住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陆军兵力,日本法西斯无法实施“北进”计划与德国夹击苏联。苏联才放心地从东线调走大量兵力支援西线,所调总兵力达54万之多,从而有力支援了西线对德作战。苏军避免了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很快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并于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血战的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最后胜利。如果中国战场不能拖住近200万日本陆军,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结果会是怎样呢？苏联著名史学家、院士E·茹科夫说得实在:“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捆住了日军的双手。中国人民从而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中写道:“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战争也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牵制住相当大的日本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斯大林在1940年底派前苏军元帅崔可夫率军事代表团来中国时,对崔可夫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事实上正是中国战场束缚了日军手脚,才使苏军免受夹击之苦,保证了苏联抗击德国的胜利。

　　丘吉尔、斯大林提出：“效法中国”,向中国学习。

　　美国总统罗斯福十分清楚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作用。他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地位亦切实显示出中国战场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对此,罗斯福在1945年1月曾客观评价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0年8月后,德国飞机狂炸英国时,为激励英国人民抗战,提出了“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10月,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为鼓舞苏联人民抗敌士气,也曾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中国军民的坚持抗战,在大国元首心目中已经成为其学习、效法的楷模和榜样。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其法西斯军部曾制定了与德军会师的计划,即日军占领新加坡,海军进兵印度洋,与从北非及中亚南下的德军会师。如此一计划得逞,对英国是致命打击,亦将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对此,丘吉尔首相讲道:“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

　　中国抗战对牵制日军,迟滞日本“南进”和粉碎日本的日德会师共同作战的计划均起了巨大作用,并得到了大国元首们的称赞。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直接承担了进攻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之战的任务。中国军队刘仿吾团长在仁安羌地区突击日军,解救被围困已打算投降的英国军队7000多人,传为佳话。中国精锐部队反攻缅北,开辟了摧毁日本法西斯的新战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一举收复城镇50多座,有力打击了侵缅日军的有生力量,为缅甸的最后光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极其辉煌的不朽篇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教授、博导，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顾问)汤重南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月9日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5月9日这一天，一些国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庆祝这个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盛大节日。我们向在这场战争中为人类和平与正义而献身的许多国家的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横遭法西斯杀戮的全世界无辜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60多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一场殊死搏斗。德、意、日法西斯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对60多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疯狂屠杀、掠夺和迫害，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给人类文明造成空前浩劫。面对邪恶的法西斯势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了起来，互相支持，并肩作战，沉重打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经过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史册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总兵力，消耗了绝大部分的日军精锐部队，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正义战争，它给全人类留下的历史启迪极为珍贵。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和平与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威胁世界和平、破坏世界稳定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追求和平、向往正义永远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不管法西斯如何猖狂，世界终究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中国终究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在热爱和平、追求正义、团结一致的人民面前，任何造成历史倒退的力量，最终都将被战胜。
　　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不仅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人民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应当把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那些被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放眼当今世界现实，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始终牢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始终牢记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始终牢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牢记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曾饱受屈辱和欺凌，深知和平与稳定的可贵，更加珍惜自己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 也一定有能力通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你知道凤凰周刊吗,前几周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有一份特刊,全部是关于这个内容的!

关于缅北诈骗的案例屡屡见报，很多人通过偷渡出国，在缅北肆意从事电信诈骗的对象，正是国内同胞。 不少国人被高薪招聘所诱惑，被骗至缅北从事诈骗事业，这些招聘广告大多标明，无任何要求，有无经验均可，月薪过万，工作内容大多为网络客服。 有些网民对他们的“认错”并不太卖帐，并表示：出来了还是骗，毕竟人家只会这一手。

因为多数网友还是不相信他们能够改过自新的，觉得他们现在受的处罚太轻，也不会得到教训，之后还是会骗人。

这些人让中国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希望国家能给老百姓一个说法，继续到缅北抓捕犯罪分子。

处罚太轻。因为对诈骗犯的处罚太轻他们一般都不会改过自新，而且他们挣钱太容易，出来还是会干老本行，所以大多数人不相信也正常。

1938年春，我国开始修筑滇缅公路，于是年12月间初步通车，以后陆续加以修改，成为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1939年冬日军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间又侵入越南。至此，我滇越路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所可依靠的仅有滇缅路，这是当时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实施南进战略，投入4个师团分三路进攻缅甸，企图切断滇缅路，阻断英、美对华军事援助，由缅甸入侵云南。当时，英军在欧洲战场连接失利，驻亚洲军事力量薄弱，无力阻挡日军进攻。1941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根据协议中方以第5、6、66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但由于英方担心中国军队对其殖民统治的影响，在中国远征军入缅的时间上犹豫不决，以至延误时机，让日军攻占了仰光。造成远征军出师不利。

滇缅公路地图

中国远征军渡河进入缅甸境内。

第一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主要以原有装备为主。图中可看到从德国造Sdkfz222“毫须”式装甲车。

行军中的穿着草鞋的远征军。

在前线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史迪威。

1942年3月下旬，中国远征军与进犯东瓜的日军爆发激烈战斗。中国远征军用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日军坦克反复拼杀，战况十分惨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承认此役为南线日军作战初次受挫。4月中旬，日军侵占安羌，7000名英军及数百名记者被日军合围，中国远征军66军奉命驰援，经两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防线，将英军及记者全部救出。事后英军向新38师师长孙立人等在内的多位军官颁发了奖章。

被解救的英军士兵与远征军的中国士兵合影，小伙子头一回见老外比较紧张。

为纪念在远征军征缅战斗中牺牲的戴安澜将军发行的邮票。

中国第二期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卫立煌（右二）、孙立人（左四）与美军顾问在缅甸战场。

1943年经过美军训练的中国远征军。

1943年9月，驻印远征军由印度北部出发，向缅北孟洪推进。士气高昂的中国军队，克服沿途日军抵抗，连战连捷。8月，经激战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12月，再克八莫。云南方面的中国远征军由滇西进击，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攻克日军设防坚固的滕冲、龙陵，于1944年 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与第11集团军在缅甸芒友会师，打通中印公路。至 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新六军一部于3月30日与英军在叫脉会师，战争胜利结束。

中美军队在芒友会师。

第一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戴的旧式的英国“托尼”纲盔。

第一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德制PAK37战防炮，他们头戴的是德国进口M35钢盔。

初次赴缅作战的远征军装备落后，没有什么机械化装备，运送补给和伤员都得靠畜力和人力。

在野战救护站的远征军伤病员。

操控美制M1 75毫米山炮的远征军士兵。

在印度兰姆伽接受整训的远征军。步兵团的迫击炮、战车防御炮、火箭筒、重机关枪、轻机关枪、冲锋枪直到步枪和手榴弹都在训练之列。此外，部队还有工兵营、通讯营、辎重营的汽车驾驶和修理部门的训练，甚至骡马的驮载和保养等也都接受美军的训练。

全套英美装备的中国远征军，此时其战斗力已超过日军了。

史迪威与孙立人和廖耀湘（右）在一起。

英国远东军司令蒙巴顿勋爵与孙立人在一起。

战斗中的远征军士兵，右下角的那位手中持汤姆森冲锋枪。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密林中向日军发起攻击。

1945年远征军第一临时坦克集群的M4A4坦克。

中国远征军装备的M3A1装甲侦察车。

远征军装备的M3A3轻型坦克，上面覆盖有插伪装物的铁丝网。

远征军与英军组成的混合装甲部队，近处为维克斯M1936轻型坦克。

远征军装备的布伦机枪车。

远征军装备的由M3改装的装甲侦察车。

远征军归国后，新一军为远征阵亡将士立的纪念碑。

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中，有一支军队曾创下辉煌的记录，在与敌手的碰撞交锋中，他们几乎都是主动出击并取得了不起的胜利。
他们的每次出战，都让敌军尝到拼死抵抗都无法尽善的耻辱。史迪威将军称他们为“我慓悍的中国师”，英国人在著作中称他们为“中国新军”、与他们交过手的日军兵称他们为“屠杀机器”，中国现代史家称他们为“中国远征军”。
通过他们的表现，当时的盟国的将领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要有了足够的装备和训练，中国的士兵在人对人的战斗中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人一样出色。
在与他们进行的缅北战斗中，日军共阵亡将士17166名，伤者不计其数，这是日本人自己统计的。而中国士兵及军官的阵亡则被统计为14000余名。这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是王牌军与王牌军的铁血对决。在躯体钢铁的消耗中，中国人赢了。
在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序列中，新编第三十八师是最闪耀光芒的。指挥这支部队的孙立人将军以数年浴血奋战获得的一系列优秀结果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著名的将领。
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据日本人统计，被击毙的日军就是二千人左右，就当时中日军队的军事作战能力来讲，可比性悬殊太大，所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胜利。而中国驻印军相较他们的日本对手，却无疑强大许多，在中国驻印军之前，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能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主动下手攻击日军一个战时大队；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能以一个团的兵力，迂回一百多英里，路上扑灭若干日军警戒哨，对与自己旗鼓相当的日军一个辎重联队展开攻击并获胜；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能以一个师的兵力，将日军一个设防联队从容包围并全歼之。日军将那段在缅北与中国军队鏖战被飞机炸、大炮轰、坦克强力攻击的时期称为“帝国陆军的悲情岁月”。
而中国驻印军的胜利却是奠定在巨大牺牲的基础上，仅从1943年10月到44年5月，新编第三十八师就阵亡连长五十五名，排长一百七十余名，新编第二十二师阵亡连长五十六名，排长一百八十名，而两个师分别有步兵连队二十七个……他们的对手日军第十八师团则战斗减员五分之四，从两万余人减至六千人，其它配属师团也损失十分惨重。
技术和装备的更新让中国驻印军完全以崭新的战斗面貌出现在敌人面前，他们采用的战略和战术甚至让美国军人都刮目相看。在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是赢得了真正荣誉与骄傲的战士。这种荣誉和骄傲是建立在完全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上的。而这一切，广大的中国民众是不了解的，当我对一些并非白丁的朋友讲到这一段历史时，他们在感兴趣之余都不约而同的问：你讲的是真的吗？我有些难过，我们很多的国人不了解日本人，也不了解自己。
滇西、缅北战争跨时三年多，其中演绎出的战争画面可谓波澜壮阔，介入的人物之多不胜枚举，当时的盟国领袖出于各种政治军事目的，对之进行了强烈的关注。著名的四分议会议、三叉戟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开罗会议都将这次战争列为主要议题。关于缅甸攻势的问题几乎是令美、英、中军事将领们在各种场合剑拔弩张的导火索，大人物们的表演可谓精采纷呈。
我带着对中国参战官兵战斗精神的无限景仰，带着对做出了卓越贡献却一直默默无闻的先辈们的经历的无穷兴趣，查阅了诸多的有关史籍，我被一支英雄部队的业绩所深深吸引，这支部队番号为国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他们参加了淞沪抗战、武汉会战、一九四一年，他们以原财政部税警四团的身份被编成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
自此，在精忠报国的旗帜下，这支部队一直在与强势的日本军进行着血腥的抗争，在第一次远征入缅时，他们全团驰援仁安羌油田，以夜战、近战的方式，击溃日军二一四联队，救出了被围的英缅第一师，他们的杰出表现让中国军人的形象骄傲地耸立于二战军事平台上。他们在野人山大撤退中显示的良好素质，在印度阿萨姆邦体现的中国抗争精神，在兰姆伽训练营中的取得的军训卓越成果，兵出野人山，单挑日军于大龙河畔的壮举，无不昭示着中国人不可否定的民族自尊。至于以后分兵攻击坚布山、孟拱、激战瓦鲁班、穿插西通、增援索卡道、攻坚八莫、南坎，更是用手中武器坚决批判日军，决战决胜的典范。在他们面前，号称“天皇陛下近卫军”的第十八师团屡遭败绩，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曾经由衷地表示：就我看来，无论从哪方面看，史迪威的中国新军都堪称出色，就帝国陆军现有的综合战力，要一对一的击败这支军队是难以做到的，能够与这样的对手交锋，我作为军人，深感欣喜……
田中新一是日军将佐中的佼佼者，并非庸碌之辈！而日军十八师团，自从“八一三”在金山登陆进入中国后，历经南京会战、武汉会战……，在碰到中国新军之前，从无如此惨烈的败绩。他们第一次在中国战士的冲击下，低下了傲慢的头，他们也知道了什么是不可抵挡。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士称“王”是罕见的。在缅北战场上，共有中、日、美、英、澳、印、缅、尼等国军队参战，每个国家的军人都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着本民族的战争文化，最终的辉煌结果自然是中国战争文化的发扬光大。

在中国史书中关于缅甸最早的记载,我们叫它骠国,这是在魏晋时期,记载有骠国进贡,所以唐代宫廷音乐中有一部是骠国乐。但是在缅甸自己的编年史里,在此之前它还有很多王朝,问题是这些历史都是后来追记的,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就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早期的缅甸王朝,它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中部地区,对北部山区的影响相对有限。
　　缅北地区涉及中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东汉时期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对中国、缅甸和印度的交通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很大,它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永昌郡具体在哪儿?学界尚有争论。谭其骧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集把它定在保山金鸡村,是根据传说所定。方国瑜先生把它定在施甸,我觉得在位置上可能还是有点偏。近年考古普查说现在保山城汉营有蜀汉前后的遗址,这个遗址规模不大,发掘程度不高,但我认为可能就是永昌郡。
　　在东汉时期,历史记载说在永昌做官可以“富及十世”,因为当地产玛瑙,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根据上报的人口数字,永昌郡是全国第二大郡。
　　永昌郡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前人的研究都认为,是因为此地与其他地方的统计口径不同,南中(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几个郡中最繁华的地方是滇池周围,即当时的益州郡,而益州郡统计的人口数量不足永昌郡人口数量的10%,益州郡统计的可能是汉族人口,永昌郡的人口数字则包括了投附民族的人口。按照方国瑜先生的看法,现在缅北的很多地方是永昌郡管辖的,不过,这一说法现在还不是定论。
　　东方早报:中缅之间,在缅北地区更为确实的冲突关系发生在何时?
　　杨煜达:比较确定的,对这一带进行管理的是南诏和大理。
　　8世纪中叶南诏建立,8世纪后期它突破了吐蕃对它的束缚,到和唐王朝结成同盟关系之后,也就是在国王异牟寻的时代,南诏有一个大扩张。《蛮书》有南诏远征骠国的记载,说它向南打到了海边。我认为这个时候南诏至少对这一带有相对间接的控制,骠国,对南诏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甚至不光是缅甸这一块,包括泰国中南部一些小的王朝实际上也对南诏大理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
　　到了南宋时,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迂回而行先打垮大理,在这里设置了云南行省。之后蒙元帝国和缅甸王朝发生了冲突,导致中原王朝对缅甸的第一次大规模征服,这次征服使缅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蒲甘王朝被摧毁,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之后,元朝在缅北地区,包括中缅边境地区就建立若干个掸族和傣族的土司政权。
　　其后,明王朝完整地继承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明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九个宣慰司,包括了泰国北部到缅甸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麓川政权的兴起,麓川的核心地区就在现在的瑞丽,这个政权的兴起导致了明王朝对它的三次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多发生在现在的中缅边境地区。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史书讲是因为麓川向内地扩张,缅甸史书则同时记录了麓川政权向缅甸一侧掸族土司地区的扩张。大规模的征伐肢解了麓川政权,其政治后果就是缅北和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形成了若干个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有联系又有争斗的土司政权,这就导致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一种分割的状况,成为若干个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过渡区域。
　　麓川政权实力很强大,明王朝将它肢解,分割成若干土司之后,它还几次入侵缅甸的腹心地区。到16世纪中期,缅甸兴起一支势力,产生了两位非常伟大的君主莽瑞体和莽应龙,他们统一了缅甸中部,建立了缅甸的东吁王朝。
　　莽瑞体和莽应龙是两位君主在中文里的名字,相应地,他们这支势力在中国被称为东吁宣慰司。这里就涉及一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明朝设立这些宣慰司起什么作用?明朝对于这些宣慰司的管理和内地的土司相比有无异同?
　　东吁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要征服的是南部孟族的残余势力,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在这之后就要处理北部的掸族土司。
　　我有一个比喻,缅甸的中部就是它的黄河流域,缅甸南部就是它的长江流域,统一了这两个地区转过来就一定要打“蒙古高原”——掸邦就是蒙古高原。因为一旦掸邦强大,从掸邦居高临下冲入缅甸腹心地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从缅甸王朝的角度来讲,掸邦高原是势在必争的。
　　明朝和缅甸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持续了半个世纪,一直在战争,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军队并没有出境,而是当地的土司在和缅甸打仗,只是当战争打到了今天的德宏州、保山市一带,明王朝才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击,将它们打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在争夺的过程中,缅北就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形成了中缅之间大体稳定的国境线——比现在的国境线靠外一点,但不是太多。
　　边境稳定下来之后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包括木邦、八莫、孟养这些土司,它们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宣慰司,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缅甸;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土司对缅甸有某种臣属关系,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中国。就是说,中缅边境既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这就是我书中介绍的“花马礼”形成的背景,也是明末清初中缅边疆北部地区的历史背景。
　　清朝“稀里糊涂”卷入了缅甸内战
　　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东方早报:清初,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率兵进入缅甸,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远远超过以前。
　　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到了清初,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有大量云南内地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贸易量非常大。而内地大量的丝制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可以说,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雍正时期有记载说,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地人过去种棉花,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可见,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从明代开始,大批内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开矿,主要是银矿,当时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波竜银厂,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
　　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所以,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东方早报:那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
　　杨煜达:十八世纪中期,按照缅甸的说法,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任用非人,导致了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
　　在阿瓦被攻占之前,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阿瓦就被攻破了。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就是现在的瑞丽,要入境避难,北京表示不同意,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
　　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地。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这要求不过分,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他就不愿回去。
　　东方早报: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
　　杨煜达: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
　　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一方面是无暇顾及,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战争前期,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而且,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乾隆二十七年以前,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
　　另外,这与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当时云南的官员,包括总督爱必达、吴达善、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
　　东方早报:既然如此,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
　　杨煜达: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一个是《莽匪节略》,一个是《木匪节略》。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注: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故称为“木疏夷”);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花马礼矛盾和土司归属是战争直接原因
　　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方早报:中缅之间进行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杨煜达:从当地关系来看,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一是王朝之间的关系。王朝之间实际上有清楚的势力范围,但是当时有一个矛盾就是“花马礼”(花,即花银,马,即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的问题。
　　前述中缅之间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几个边境土司因为常受缅甸的侵扰,而不得不向缅甸缴纳贡税,即“花马礼”。
　　对土司来说,这是花钱买平安。对此,清政府是知道的,但并不干涉。在清政府看来,虽然我不能禁止这些土司向缅甸缴纳“花马礼”,但是我对土司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你缅甸不能干涉。
　　然而,缅甸却有不同的认识。缅甸的国家领土观念发育较清朝落后,它还是传统朝贡、属邦观念,把向其进贡“花马礼”的土司看作是它的属邦,认为对其有一定的权力。
　　清代前期进贡“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有两个:孟连、车里(今西双版纳)。问题是“花马礼”是缅甸东吁王朝强盛时期向北征服的产物,在东吁王朝覆灭后,这些土司已经停止进贡“花马礼”。
　　缅甸新王朝要恢复“花马礼”,有的土司愿意给,有的土司不愿意给。其中孟连土司给了,但车里土司没有给,于是导致了缅甸对车里的入侵,当然缅甸入侵车里也还涉及别的原因。
　　但是后来缅甸要求征兵孟连,攻打车里,孟连拒绝,于是也起来反抗。从孟连的角度来说,可以花钱交“花马礼”,但是帮缅甸出兵打车里,就是形同叛逆,所以他理所当然拒绝,那么,就被缅军蹂躏。另外两个被缅军侵扰的土司是耿马和孟定,但这两个土司实际在清前期并不存在“花马礼”,因此当然拒绝了。
　　冲突一开始,云南总督吴达善不愿调绿营兵,仅调取文山的沙练和边境的厂练(银厂中的矿民自卫武装)去防堵;而当刘藻接任总督的时候,沙练、厂练已经不能抵御缅军,这才调绿营兵防御,战争于是全面升级。
　　东方早报:王朝之外的另一个层次是土司?
　　杨煜达:对,还有一个是土司层面。中缅之间一部分土司归缅甸,一部分土司归中国,但是土司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织的,因为它们都是同等地位相互交往的,没有这么清楚的王朝认同,这些土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游圈。这个交游圈可以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来理解,比如中世纪的德国,德国由很多诸侯邦国组成,它们之间互相联姻、打仗。
　　西南傣族-掸族土司之间也是这样。土司可以娶很多夫人,但是只有掌印夫人有地位,这是傣族政治制度中很特别的一点。掌印夫人的权威特别高,子以母贵,只有掌印夫人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的继承权。掌印夫人一定要找门第高贵的,为了显示门第高贵就会陪嫁很多东西,包括土地。所以,缅北的一些土地会在土司之间倒来倒去,也搞不清楚土地的具体流转,果敢地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王朝对土司的管理,乾隆年间这场战争结束之前,王朝主要管土司的继承(保证土司的合法性以防止土司内部的动乱)、土司对王朝应尽的义务,包括进贡和出兵等等。至于基层事务,王朝并不直接管。土司之间的往来,王朝也不完全知道,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内地的两个土司把土地作为嫁妆陪嫁来陪嫁去没有关系,但边境土司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至少在清代前期,王朝对边境上的这些土司的控制是不够的。
　　东方早报:经过这场战争之后,中缅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杨煜达:战争结束,在乾隆中期以后,王朝越来越强调对土司下层土目的控制,把这些土目也变成土司,由王朝直接任命。这一方面可以分割土司的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对土司下层控制得更为具体,以前大的土司有一个府的面积,小的也有一个县的面积,后来就是要将其控制到一个乡的级别,通过这样逐步分割土司的权力,加强王朝对边疆的控制。
　　就中缅关系来说,经过20余年的冲突,清王朝和缅甸重新建立了宗主藩属关系。当然,这种友好关系是在按中国大一统观念建立的宗主藩属关系下实现的,即使在缅甸看来,它并不认为是清王朝藩属,但是中缅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一直维持下来,直到英军占领缅甸,对其进行殖民统治。
　　经过这场冲突,实际上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对话机制。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这种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朝时期仍然占领缅北一小部分,属云南省管辖。历史记载,早在唐宋以前,中国人民就与克钦族人民和居住在克钦邦内的其他民族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