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

　　（二）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

　　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三）不同之处

　　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四）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五）后论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结束本文，这也寄托笔者对世界文学的展望——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参考资料：http://www.xlmz.net/forum/viewthread.php?tid=3786

中西诗歌的比较有那些异同？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

　　（二）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

　　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三）不同之处

　　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四）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五）后论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结束本文，这也寄托笔者对世界文学的展望——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参考资料：http://www.xlmz.net/forum/viewthread.php?tid=3786

中外诗歌的区别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中西方的爱情诗歌有什么差异

西方的比较开放呀

中西方诗歌比较可以从哪几个方面

中西诗歌的差异

第一，从诗歌的历史传统来看。 ※在西方，叙事诗一直处于欧洲诗歌的主要地位。 《荷马史诗》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西方的叙事诗张扬人物个性,大胆缥缈的幻想,浪漫 主义色彩使之更注重结构的巧妙与完整,情节的有机统 一整体,更讲究宏大的叙事,这在西方成了永恒不变的结 构范式。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以抒情为主。 第二，中西诗歌表现的题材和主题有很大差异。 第三，中西诗歌的形式美感各有特点。 诗体形式上：汉诗中，由于一个汉字就是一个 音节，所以每行诗句的字数同它的音节数一致，汉诗 就以每句的字数分成：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字 数不限的叫自由诗，并由此演变成四句一首的绝句， 八句一首的律诗，句数不限的自由体诗。 在英诗中，英诗的词汇有一个音节的、两个音节 或多个音节的，所以音节就成为英诗的基本单位。一 行诗句中有一个音节叫单音步，两个音节叫双音步， 由此类推有八音步。英诗中最常见的是三音步和四音 步相见的四行诗。 英诗的诗体形式也不像汉诗那样论句而是论行。 因为它以音节为基本单位，所以每行不一定只 容一句，诗句未完可以再来一行叫跨行。 英诗按每个诗节行数的多少决定诗的形式，如 双行诗、三行体、四行体、五行体、七行体、八行 体、九行体、十行体、十一行体、十四行体、十八 行体、二十行体，也有不拘行数的。 在节奏音律上： 汉字都有声调、平上去入，这样使汉诗有声音的高 低、抑扬，音节长短的对照、平仄规律，如此增强了诗 情魅力。 英诗以音节的轻重决定节拍，然后配合长音、短音 来形成音律。

中西方诗歌的比较？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

中西方诗歌意象不同表现及其原因

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古代意象诗学与西方现代意象诗学的不同特征。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

　　1。形上路径与形下路径的不同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意象”这一概念都包含两个内容，即“意”和“象”。前者为主观，后者为客观。主观的“意”

　　要通过客观的“象”来表现，客观的“象”是主观的“意”的表现方式。“意”是目的，“象”是手段。“象”是作者为表达“意”而精心选择的客观事物或景象。我国古典意象理论强调的是“意”，即“象外之象”，后一个“象”蕴涵着具有“形上”

　　特色的成分。这正是从《周易》到玄学所秉持的“象”思维的表现，是西方“意象”理论不具备的特质。西方意象论偏重于“象”的复现，即重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因而更多“形下”的特色，更强调意象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意象是诗的本体，意象就是诗。中西方在通过“意象”表达情志的最终目标上是相似的，只是具体路径有所差别。这正是西方人难以真正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神韵的重要原因。　　2。客观物象与主观图像不同

　　中国古代诗学中论及的“象”多指客观物象，而“意”均不露声色地包容在物象中。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咏物诗，都是亦物亦人，亦人亦物，都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⑦，都是物我一体，难以分解。而西方现代意象论的意象则是融入了诗人内在情感的心理图像或主观图像。他们所选用的意象只是诗人心灵的物态化，是诗人表达自己感觉或情绪的“客观对应物”，缺少含蓄蕴藉。⑧意象派既非现实主义的主观反映客观，也非浪漫主义的直接表达主观，而是把主客观紧密地结合在意象之中。他们所追求的意象虽然独立鲜明，在表达上与中国古典诗歌非常近似，但却缺少中国古典诗歌那种深刻的内涵，也就是韵外之韵，味外之味。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诗学意象生成过程中多注重体物得神、即景会心的感物传统；而西方现代意象诗学认为，诗的意象生成过程是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的展示，体现的多是主观意志对自然或物象世界的渗透浸染。　　3。意象的表达方式不同

　　从意象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来看，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虽然都强调情景交融，主客体的统一，但统一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古典诗人更注重即兴手法：事物所激发的内心感受与所面临的客观景象契合无间，作品一气呵成。而西方诗人在表达意象时，往往把客观事物和背景事物当做个人特殊情绪的“对应物”，用这些事物和背景来暗示情绪以避免赤裸裸的流露⑨，在个人特殊情绪早已有之的情况下寻求“对应物”。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注重主、客体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指人与宇宙同一，人可以感应和认识天道，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这种思想体现在意象创造上，即人们以自然的方式看人，以人的方式看自然，从而使物态人情化、人情物态化。中国古代诗人在客体上投射了自己的全部情绪，使“我”与“物”融为一体。

　　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注重在主、客体的对立中求统一。受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亚里士多德的“普遍逻辑结构”理论的影响，西方人认为人是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整体，把自我与非我划分成两元，强调以自我来解释非我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对于西方人来说，物我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都是互相对立的。意象派诗人还受到叔本华的美学观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影响。叔本华认为：“人生充满了挣扎和痛苦，而美的观照则可以消除物我之间的差别，达到物我合一以至忘我的境界，暂时得以解脱。”⑩柏格森认为，“直觉”

　　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11。两者的理论表明，通过对美的事物的关照和直觉这一理智的体验，西方人可以创造一种他们还很陌生的物我交融的世界，即在主客体对立的世界里创造一种短暂的主客统一。　　4。朦胧意象与精确意象的不同

　　在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的美学特征不同。中国古典诗歌追求意象的朦胧模糊之美，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歌中“隐”与“秀”

　　统一的产物。“秀”是指“象”的具体可感、生动鲜明？突出于外。而“隐”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意”藏在字里行间，二是指“意”藏在“象”后，通过想象与联想可以获得多层含义。

　　中国古典诗歌用鲜明生动的物象（秀），暗藏含蓄而又丰富的多义外味（隐），由实到虚，虚实相生，从而获得一种朦胧之美。意象派侧重的是象中之感，追求意象的硬朗清晰之美，强调求真求实、“精确”地描摹事物而不加任何解释或评论，创造硬朗清晰与严谨的诗歌。

　　中国古典诗歌以神韵、意味为诗歌的终极目的，而意象派却是以意象作为最终归宿。意象派诗人认为精确是对所写的东西高度精神专注的产物，在创作过程中要自始至终地精神专注，对“事物”进行直接处理，杜绝抽象概念的侵入。

　　“精确”地呈现给读者的物体感受恰似诗人写这首诗时，物体在诗人头脑中呈现的那个样子○12。在这种近似无预期目的的情形之下，瞬间生成的情景交融，对于读者而言，也只有通过刹那间的直觉，才有所领会，而且这种情感的力量也是片刻即逝、缺少内涵的。　　5。模糊语言与精确语言的不同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固有的差异，在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表现的力度不同。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形象语言造成中国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直观地把握世界。首先是把握形象，然后把握关系、把握整体。但是当把握整体时，个别就会变得模糊。

　　中国语言的模糊性就是中国语言意义的多样性。语言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实体存在，所以中国的思维追求言外之意，玄外之音，味外之味，话中之话。

　　芬诺罗莎认为，中国文字有两个特征使其最适合做诗，第一，中国文字最能够显示和保存事物的真实。因为它是象形的，最接近自然○13。就一个汉字而论，它本身所包含的意象内容，所引起的意象联想，要比一个英语单词丰富得多。

　　第二，中国文字不受理性逻辑的约束，具有自主的主动性，因而可避免很多文字的拖累○14。汉语语法简单，不必考虑数、格、时态的变化，可以不拘人称，主语常常可以省略。汉语中不用冠词，甚至不需连结词而自然成句。

　　英语是表音文字，在模仿人的思维活动、表现抽象观念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直接处理事物”上，却比汉语稍逊一筹。英语丰富的语法形态变化和条分缕析的系统化规则也限制了意象派诗人，使他们在意象表达方面不能像中国古典诗人那样自由自在。中国诗歌由于语法的超脱和词性自由所达到的高度浓缩、空灵的境界，是英美意象派诗人或者说是英语所无法摹仿的。至于中国古代诗歌中严谨的平仄对仗、合辙押韵，更是英语和其他语言望尘莫及的。

　　英语是一种表意文字，词义具有精确性。同时，英语也具有逻辑性和组织性。英语缺少了主语和连词，就会无法让人理解，想象的空间也随之荡然无存，这样更难以营造出优美的意境。汉字的简洁性却是英语文字所不能及的，古汉语用词简洁，结构自由，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句法不像英语句法那样由主语决定动词的变化，也没有时态、数、格和人称的变化，这样就为中国古代诗人营造了一片宽广的词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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