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作家老李老打电话追我，问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说认识有屁用，你那事我帮不上忙，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李嗫嚅着，怎么是多管闲事呢，你可不能这样说。

　　唉，老李一个儿时玩大的同村伙伴——老憨，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做建筑工，一年到头在工地上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赶在春运前，求爷爷告奶奶，工头总算结清了工资，却在临上火车前被歹徒逼到墙角，洗劫一空。

　　两万块啊，整整两万块血汗钱，就被这天杀的挨枪子的换刀剐的抢去了！老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骂道。

　　我忍不住笑了，说，狗屁！骂如果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帮你老憨寻回钱，我请一伙人去骂好了。

　　老李苦笑，笑完，又开始祥林嫂般地絮叨，这派出所是干什么吃的，报案都一个多礼拜，就是不见动静。

　　我说，人家派出所也不容易，就那么点警力，管着十多万外来人口。我帮你找了派出所。人家指着一大堆卷宗，为难地说这是小案子，又没有明确的破案线索，自认倒霉吧，夸张点说，这和在大街上被抢了手机差不多。

　　估计老李听后是一副苦瓜脸。他说，娘哎，这可是两万块钱啊，怎么是小案子？

　　我只好解释，两万块钱搁你老家是巨款，在这里只能算小钱，有钱人的一顿饭钱而已。

　　老李悻悻地问，就没其他法子了？

　　我一脸无奈地说，如果是上百万，派出所肯定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要是你的老憨丢胳膊断腿了，他们也应该会重视。

　　老李感慨，如果可以换，我想老憨肯定愿意拿条胳膊甚至性命来换这两万块钱的。你要知道，老憨一家老小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年多，家里正等米下锅呢。老李又不死心地问，真没法子了？老子在你那座城市只认识你一个朋友。

　　我想了想说，法子倒有一个，我给你讲一个在我家乡流传很广的故事吧——

　　大概是民国时期，一个上面来的夫人，在省城一帮官员的陪同下，从南昌去庐山避暑。中途，路过我们镇时，夫人内急。很急。无奈之下在路边找了个公厕。你要知道，我们那里所谓的公厕，就是一个茅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臭气熏天。当地人民早习以为常，可是夫人金贵啊。她站在厕所门口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最后可能是憋不住了，一捂鼻子跑了进去。夫人出来时，脸色很难看，半躺在小车里直说头晕，还嘀咕了一句：你们这里的卫生怎么搞的吗？陪同的官员坐不住了，上庐山后，打电话骂人，从行署、县一直骂到我们镇，把我们镇长吓得半死。镇长考虑到夫人返程还会经过这里，就号召全镇人民大洗厕所。妈的，又是挑粪又是消毒，整整折腾了三天。

　　可是，夫人没来。据说人家下山后直接去了武汉，从那里坐飞机走了。

　　老李听了我的故事，深有感触，沉默了半天，突然怪声怪气地尖叫，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吗！

　　我大笑，隔着电话想象着老李叉腰横眉的样子，说，你这样会把人家吓坏的，人家就是破不了案，也会自己偷偷把钱垫上。

　　我又说，可是我们都是蚂蚁。

　　老李无语，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两天后，一个月光极好的深夜，我又接到老李的电话。老李说，我想自己把钱垫上。

　　我吃了一惊，大骂，不会吧，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老李幽幽地说，你不知道，我们老家地处大西北，是你难以想象的穷。我上高中前，除了出生外，没有洗过一次澡。在我们那个乡，我是唯一的高中生，是乡亲们的骄傲。现在我是狗屁作家了，在他们眼里，我无所不能，天天和中央首长在一块儿握手、吃饭，进出小车伺候。老憨也是实在没辙儿才找到我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再说了，老憨还欠着一屁股债，没了这笔钱，几个娃儿都要失学的。他们一家正盼着过个好年。

　　我听了心情沉重，转而又说，你自己也不宽裕，靠几个稿费，还得养活一大帮人。

　　老李叹了口气，说，我多写点就是了，实在不行，就卖自己，写点特稿，那玩意可以多挣几个。我之所以告诉你，是想让你配合我一下。

　　我问，怎么配合？

　　你帮我把这钱给老憨，就说你公安局的朋友抓获了歹徒，把钱追缴回来了。老李不放心地叮嘱我，你千万别露馅，对着老憨，要给足我面子。老憨现在还在工地上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我凝望着窗外城市上空皎洁的月光，哽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