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爱情就是人类一生中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之一，它给人带来的一切美好的感受都令人感到幸福和美妙。不管古今中外，关于名人，也有着很多的 民间爱情故事 ，或美好，或悲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这三十个爱情吧。

　　1、晏婴：忠于爱情富不易妻
　　春秋时，齐景公想把爱女嫁给晏婴。一次，景公在晏婴家饮酒，酒兴正浓时，景公见到晏婴的妻子趁机问他：“这是你的妻子吗？”当晏婴回答后，景公就说：“是个又老又丑的妻子呀！我有个女儿，又年轻又漂亮，让她做你的夫人吧！”

　　晏婴离席回答说：“我的妻子又老又丑，是因为和我生活时间太长的缘故，原来她也是又年轻又漂亮啊！人都要由年轻变衰老，由漂亮变丑陋，我妻子的变化，是我亲身经历的，难道我能抛弃老伴接受您的恩赐吗？能再娶个年轻而漂亮的公主吗？晏婴谢绝了景公的恩赐，与老妻白头偕老。

　　2、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凤求凰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作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

　　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一事件。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回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尽管后世的道学家们称他们的私奔为“淫奔”，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日后多少情侣们的榜样。这之后还有一个事件值得一记：司马相如一度迷上了某才女，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这样的句子“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相如回心转意。

　　3、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
　　宋弘是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的近臣，为恢复汉室建立东汉立有大功，人才相貌也好，刘秀想把自己的妹妹湖阳公主嫁给他，湖阳公主也相中了宋弘，很愿嫁宋弘为妻。刘秀便劝宋弘休弃原配妻子，改娶高贵的湖阳公主，并且说，“富易妻，贵易友”是正常现象。

　　宋弘却执意不肯，坚定地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改初衷，仍与原配的妻子白头偕老。后来，此故事便被传为佳话，糟糠，就成为了原配妻子的广泛代称，宋弘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富贵不改初衷的典范。

　　4、 唐明皇与杨贵妃：长恨歌
　　杨玉环原为寿王瑁王妃，玄宗惊艳于她的美貌，但碍于她是自己的儿媳而不便明目张胆纳入宫中，于是想出个让杨玉环出家，脱离寿王，再以“杨太真”身份入宫的方法。从此杨玉环“三千宠爱在一身”，并于公元745年被册封为贵妃。

　　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君王从此不早朝”，为了两情欢爱，可以把国事先放在一边；而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贼后面，我们看到玄宗甚至动用了他手中的权力来取悦杨贵妃，这样的做法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爱，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他所做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必然要牵涉到政局的东西。这使得他们的爱情洽谈室不可单纯，并最终敌不过政局。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景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很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忠诚等待一段漫长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力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沉重。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1841年4月15R，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口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给婚的念头，继续互相等待。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燕妮举行了婚礼。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序幕。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兰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白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誉写清楚。眼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情，不少由她代办。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帕，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轰吻……”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象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马克思的别名）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
经典情书－－马克思致燕妮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我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眼前，叹息着说：“我爱你，夫人！”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同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注：卡尔.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早已脍炙人口。这位写过《资本论》并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人也会写出如此缠绵。热烈而细腻的情书。经常在外奔波、流亡不能厮守在妻子身边的马克思总是再忙也忘不了用他的生花妙笔向燕妮表达他的爱情，这封情书是马克思在英国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一同工作时写给燕妮的。文章引用自：

周恩来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孙中山与宋庆龄：革命伴侣
志同道合最容易成伴侣，孙中山与宋庆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得到了不少挚友的支持，宋庆龄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1913年八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派在国内失去了立足之地，大多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耀如一家更是举家迁避扶桑。从美国读书归来的宋庆龄到日本与家人会面，终于见到了她所敬仰的孙中山，并开始接替父亲和姐姐的工作，于1914年9月起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是在患难中生长出来的爱情：革命失败，心灵的创伤和流亡海外生活的孤寂，孙中山赌阶段宋庆龄的帮助和抚慰中得到了补偿；而宋庆龄追承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琶了满足，并发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这遭到宋庆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坚决反对：他们的年龄相差28岁！1915年10月，在得知孙中山已与前妻离婚的消息后，22岁的宋庆龄冲破父母的“软禁”，赴东京与孙中山成婚。他们的情深谊笃，令人感动：1922年6月16日，广州发生陈炯明兵变，在危难之际宋庆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孙中山：“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而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特别嘱咐儿子、女婿要“善待孙夫人”，听到何香凝保证尽力爱护宋庆龄之后才放心。短短10年聚首，胜过人间无数。此后，宋庆龄孀居终生。

　　历史名人爱情故事篇一

　　最传奇的爱情：张爱玲与胡兰成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书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结识了当时汪伪政府文化部的官员胡兰成。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婚礼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胡兰成所撰，后两句出自张爱玲之手。就这样，他们成了夫妻。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影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历史名人爱情故事篇二

　　最阴差阳错的爱情：冰心与吴文藻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

　　吴文藻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冰心(谢婉莹)是我国“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他们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56年的恩爱夫妻。冰心同志在80高龄的时候曾风趣地讲述与吴文藻的恋爱经过。

　　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远洋客轮上的一番阴差阳错。1923年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上，冰心代同学找弟弟找错了，似乎是上天有意安排的一样遇到了吴文藻。在前往异国的旅途中，开始了他们的爱情之旅。1929年6月15日，吴文藻与冰心于北大临湖轩举行了婚礼，来宾只有两校同事、同学，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的一句名言，也验证着她与吴文藻五十六年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情缘。死后两人骨灰合葬，他们美满的爱情故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历史名人爱情故事篇三

　　最心有灵犀的爱情：钱钟书与杨绛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概况与杨绛的爱情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学时，当时流传，追求杨绛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认识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一见钟情，第二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式。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历史名人爱情故事篇四

　　最惊世的忘年之恋：鲁迅与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赠许广平的诗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原本素昧平生的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杂志中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就是爱情定则的讨论。

　　有时，鲁迅在据案写作，许广平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当两人都感到疲倦时，便放下工作，一边饮茶，一边谈天，或者再吃些零食。尽管时间很短，但他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这是一天的黄金时代。

　　1934年，鲁迅赠给许广平的一首情挚意深的诗上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毫无疑问，他们二人共同谱写的一曲爱情之歌，不但是至感人心的，也是激情浪漫的。

　　历史名人爱情故事篇五

　　最浪漫的爱情：林徽因与梁思成

　　“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林徽因对梁思成说的话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也是梁启超最喜爱的儿子。由于当时政治的原因，梁思成出生在东京，清朝垮台后才随家回到中国。林微因的父亲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探索者林长民，林微因聪慧可人，深受林长民喜爱，也受过非正规但是良好的教育。正是由于两家显赫的地位，当然也出于梁启超对微因的喜爱，两家的父母便早早地为他们结了亲。然而这种封建的婚姻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个人彼此的欣赏和深爱。

　　这段爱情婚姻，因林徽因这个才华横溢的美貌女人而被人铭记，更因为这个婚姻外有着痴迷的等待者而被人言说不断。其实林长民把林徽因嫁给梁思成就是看中了他的踏踏实实，浪漫的人更渴望一个安稳的家。

　　林徽因一生中遇到的男人各个都不是凡夫俗子，而且都和这位大才女有着某种程度的志同道合。她和徐志摩分享的是诗意，和金岳霖交流的是学术，和梁思成一生的话题，是谈不完的艺术。纵使外界对于林徽因有多少种解读，她临终前交待刻在她墓碑上的，是建筑学家林徽因。当梁思成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时，林徽因俏皮地回答：“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