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投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啥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叉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 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谈中国诗》备课资料：
　　
　　作者简介
　　钱钟书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一字中书，著名学者、作家。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有卓著成绩。
　　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体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等。
　　1.理解钱氏的通
　　作为学者散文的一家，钱钟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北社会科学199801)认为学者散文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学者散文主要是以理服人，以知启人。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它的极强的逻辑性。它要靠分析、判断、推理、论证来达到服人、启人的目的。它之所以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乃在于它之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所以，学者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幽默风趣，甚至机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甚至大笑捧腹。学者散文往往自称或被称为小品文，正因为它的幽默风趣使然。这种幽默风趣，是知者的幽默，知者的风趣，品味比较高雅，绝无那种插科打浑的俗气。以上的三个特点，正是学者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区别于一般散文的根本之点。
　　傅德岷《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景》(当代文坛199704)说，学者散文有着丰厚的学识、卓越的识见、高超的文字功底。这类散文熔历史、哲学、音乐、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于一炉，但又不是“吊书袋”，而是把典故资料融于行文之中，文采斐然，深沉凝重，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并且学者散文还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即用现代眼光、现代观念、现代意识去追溯历史文化的足迹，思考当今，从而提出醒世警人的见解来。
　　如果我们用以上的观点来评述钱钟书的《谈中国诗》，那是最恰当不过的，可以说，钱氏散文对于以上的每一条都十分符合。对于这样的特点，我们给他概括了一个“通”字。一是通古今。二是通中外。三是通学理。
　　(1)通古今。从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国诗人成长的特点，中国诗的本质特征，中国诗人心目中的诗是什么，中国诗人是怎样写诗的等等问题，钱钟书都明了于心，充分显示出一位大学者的文化素养。
　　如关于诗的历史，钱钟书的看法与其他人就不同。他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而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对于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对中国诗相当熟稔，那是不可能的。
　　谈到中国诗的深厚意韵之时，钱钟书引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识无声弦指妙”，“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等语(前后引文在16条)加以证明。
　　而在谈到中国诗的表达方式时，钱钟书也是信手挥出，“壮士皆尽死，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象这样的例子文中还有很多。
　　(2)通中外。
　　钱钟书在中国近代学人中，对于中西文化了解最为透彻的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恐怕原因即在于此。从此文中，我们也可一斑。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自由地驾驭着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史资料。下面我们仅以引用外国的文史资料为例：
　　1)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英一次)
　　2)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他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拉丁一次)
　　3)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法一次)
　　4)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印一次)
　　5)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美一次)
　　6)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而的轻鸢剪掠。(英一次)
　　7)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英一次)
　　8)用最精细的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法一次)
　　9)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绕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英、法、德.意、俄、捷克各一次)
　　10)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英一次)
　　11)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的问。(英一次)
　　12)西洋诗的音调像乐团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吹着芦管。(英一次)
　　13)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英、德、法、美各一次)
　　14)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拉丁一次)
　　15)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会风。(意一次)
　　16)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两节。(英一次)
　　17)第二首是歌德《漫游者的夜歌》。(德一次)
　　18)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英一次)
　　19)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就有了。(美一次)
　　20)希腊神秘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有家居，出门，回家。(希一次)
　　从这些引文里我们不难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钱钟书了。
　　(3)通学理。
　　所谓通学理，是指钱钟书对于所涉比较文学有着精深的学养，且他能把高深的问题通过浅豁的语言达传输给读者(听众)，做到雅俗兼容，雅而不奥，俗而不庸。而他所阐述的每一个道理都是言之有据的。全文要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诗的特点，他不是生硬地提出几条干巴巴的理论，而是深入浅出，运用各种可能的比拟(诗与画与音乐与故事与传说与寓言等等)，把读者引入他的论述之中。如开篇就合情合理地告诉读者，要评价一个诗人或评价一个国家的诗，必须用比较、联系的观点。且要具有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的精神，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为了论述这一道理，钱钟书进行了中外古今的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一结论既合情合理又显得周密严谨。
　　2.钱氏文法的妙
　　在行文布局上，《谈中国诗》也可谓别具一格。其主要特点是以综合为纲，以比较为网，中外相容，古今兼顾，且处处都设机巧，让读者回味无穷。
　　比如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这一问题，钱钟书巧妙地设下了一个陷阱。他告诉我们，要用这样的问题来提问是不合适的。只有在具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和将中外诗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合理的结论。并且告诉读者，这种方法即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全文就这么几个字，但已经把作者的根本观点和原则交待清楚了。以下的每一个论述几乎都包藏着对比与综合。
　　如中国诗的发展史问题，就由伏尔泰所引出。然而又与之相异。
　　谈中国诗的篇幅，则以爱伦·坡立论。不仅指出了中国诗的特点及其原因，还指出了中国诗的特殊之处：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在谈中国诗的意韵和特殊表达方式时，又从魏尔兰、济慈、维荣、莎士比亚、拜伦等外国诗人看出了他们的一致之处。
　　而其结尾更是深蕴无穷。如上文已经将中国诗的有关问题作了交待。结尾应该作出结论了，作者却暗示说，中国诗不过就是中国诗罢了。好是自然的好，但这是要根据不同的人而言的，如果你对它了解得越深，那么它的优点就越突出。反之，如果你并不打算了解它，那么，它也就公说公有理了。就好像人们对待巴儿狗一样。巧的是，作者这里还隐含着对那些持论不周，而又不学无术的人。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诗的本身。如果你不信这一套，就让哈巴狗来咬你。让“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只有把中国诗放在一个对比的天平上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这样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
　　有人指出，钱钟书的“引文虽多，却并不因此使人感到有里斯多德所称优美散文当备的‘首、腹、尾’一气相连的有机整体之生命感。此中的真谛，据我想来，不外有二。一为钱钟书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者作文的‘家法’，二为钱钟书有极高的语言敏感，故所引诗文一般均系并不为人熟知而富有独特之美的佳句，再参之以作者本人议论的奇警，引文遂与议论交相辉映、珠联璧合矣。”(胡河清《钱钟书文章之美发微》《中文自修》91/02)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3.钱氏语言之妙
　　钱钟书语言之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文也不例外。本来这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演讲辞，但经过作者一番巧妙安排，却不乏多姿多彩。而这一特点的构成乃是由钱氏的比喻得来的。
　　比如为了说明评论家对于评论的对象要严肃认真，作者写到“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只“文学良心和鉴别力”“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就足以把作者的认为的重要性展现出来了。
　　为了说明中国诗的发展规律，作者用中国画的发展作了相应的类喻。“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而对于这种发展的超常状态，钱钟书一个百喻经的妙喻就解决了大问题。
　　为了说明中国的诗歌之短，作者用了一西方的短语“轻鸢剪掠”。这个比喻用得轻巧自在。
　　“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这个比喻说明的道理更是深刻。相比之“中国诗为了表达的需要选择了它的诗体，而这种诗体与它的表达无疑又是紧密相关的”，哪个更为生动，不言而喻。
　　其他如把中国诗的“比重”比喻为“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只吹着芦管”。把中国诗的狂放比喻为“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都极具魅力。
　　此外如“让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不可轻信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等等，无不惊警动人。阅读中要细细品味。
　　此文开篇取其大意，卒章显其精神，中间横加铺排，一以贯之，形成一个整体。
　　1.首段自“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至“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交待作者论诗的根本立场。
　　作者认为评论中国诗必须要全面了解诗人，用具体的事实作证据。并且必须在相对比的前提下才能作出结论，也就是说必须用比较文学的观点来对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作者认为，评价一个中国诗人，单以一两句话来下结论是不一定恰当的。他必须要“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只有这样，那才是真正具有文学的良心，具有适合评判文学作品的能力。反之，如果不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具有“居高临远的观点”，那么所下结论就不一定合适。
　　2.本段自“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至“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流毒无穷地聪明”。从整体上论述了中国诗的一般发展特点及其规律。
　　根据一般的说法，诗的发展是按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顺序进行的，而作者认为，中国诗的发展特点刚好与此相反，是按抒情诗―戏剧诗-史诗的顺序而进行：“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而“早熟的代价是早衰”。所以“中国诗一蹴而至最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其总体特点是“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
　　3.本段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就有了”。重点论述中国诗的各个特点。
　　(1)(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此段从诗的篇幅上进行论述：中国诗的特点就是短，它形成的原因则是由于韵律的要求。
　　根据爱伦·坡的说法，“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钱钟书是支持爱氏的说法的，但他只是针对外国诗而言。而中国诗在这方面的特点则更加突出：中国诗仿佛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而的轻鸢剪掠”。而造成的原因则是“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
　　(2)(“一位中国诗人说”至“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此段论述中国诗的意韵之美“言有尽而意无穷”，且富于暗示。
　　在上文论述了中国诗篇幅的基础上，作者笔锋一转，将短小而精悍的中国诗话题提了出来。作者指出外国诗人论诗的观点正好与中国诗人论诗的观点相同，外国人说“空泛联结着确切”与中国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正好一样。而它们又恰恰都具有“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展示出“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识无声弦指妙”的优越性来。乃至于达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的境界，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3)(自“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至“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就有了”)此段通过对比的方式具体论述中国诗的风格：“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比重”“低于西洋诗”;“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吹着芦管”(西洋诗的音调像乐团合奏)。其原因则是“跟语言的本质有关”。并且与中国人的气质追求有关：“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中国诗……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而这一点，似乎中西方都相若。“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如果说有差异，则是“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
　　(4)(本段自“所以，你们讲，中国诗……”至“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论说中国诗的总体特色。并且启示人们，论诗必须据本国文化根基而加以论述。只有这样才全面科学。作者是赞同美国人的看法的，即“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如果要说不同，那就是“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只不过是称号不同而已。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有一种全面的宏观的观点，而不是片面地看待它。既不要轻信也不要夸饰，而是保持诗的本色。只有找到了诗的本质，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诗的含义。同时也暗示作者的观点，他是喜欢中国诗的。

　　

　　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投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啥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叉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 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书中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情纠葛，每每因自己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心计的孙柔嘉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这座感情围城，曾经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而在三闾大学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里面充斥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方鸿渐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面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思想，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掌控着。本就无材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爱情陷阱，事业低谷。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当代社会，竞争激烈，高手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险。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同学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黑暗，从我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我们只有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这座围城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处于一座围城之中。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围城》里,作者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类人，只是“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人类。

　　《围城》的主角——方鸿渐，买了假文凭的他由乘船回国，到与苏文纨、唐晓芙、没见过未婚妻面的岳家一一疏远，再到一行人同去三闾大学，再到方鸿渐与孙柔嘉这间为家庭和事业而发生种种争吵最后分开，不经意的使人对方鸿渐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他与苏小姐、唐小姐这间的纠葛，是他身陷爱情的围城的时候所经历的，最终他与孙柔嘉结婚可又闹得不欢而散，方鸿渐面对的爱情的围城是不成功的。在三闾大学的经历可谓是方鸿渐事业上的围城了。在这一“城”里，充满了勾心斗角，方鸿渐也受到了不少的倾轧，最后还是离开了三闾大学，可见，方鸿渐面对的事业上的围城也是失败的。在整个故事中，方鸿渐先是在周经理银行工作，而后在三闾大学任教，接着在报馆资料室上班，每次都没有混得出人头地，也与他带着点玩世的态度处世有关吧。

　　确实，我们的生活中“围城”随处可见。不仅仅是恋爱婚姻、工作事业，还有学习生活、交友处世，无一不有一个“城”把我们“围”着。“围城”——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钱钟书用幽默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巧妙的比喻，站在一定高度俯看人生，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虚荣。如：“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了，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又如：“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这些语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又想像着作者所描述的情景，给人深深的同感，仿佛身临其境、如见其人。

　　作者把人性的虚荣讽刺得淋漓尽致。对于大学教授，他们借着兵灾来吹嘘：汪处厚得意地宣扬他南京的房子；陆子潇流露出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补筑洋房；方鸿渐也把故乡老宅放大了好几倍…… “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对于方鸿渐的两个弟媳，则是开了自己嫁装的虚账，调查孙柔嘉的陪嫁。人物形象是那么鲜明。

文学价值：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地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一、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人物评价：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无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能背诵无数的诗词和文献，能将经史子集随手拈来、头头是道，比起今天电视上外强中干的学术超女超男来判若云泥。
　　钱钟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被誉为是“博学鸿儒”、“文化昆仑”。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

　　三、人物纪念：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八厘八毫，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
　　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 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 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 海光华大学执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 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 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 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 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 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 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 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 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 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 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 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 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 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 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 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 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
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运：“王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人是听说后自愿赶来的。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火化间的门关上时，别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眼睛里隐隐有泪花。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

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 海光华大学执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 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 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 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 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 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 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 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 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 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 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 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 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 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 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 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 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主要经历

钱锺书(亦作“钱钟书”)（1910.11.21.-1998.12.19.），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

（注：“钱锺书”的“锺”字简化后本作“钟”，故本应称“钱钟书”，根据钱老生前意愿，故作“钱锺书”。）

钱锺书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文学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女士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因为他是搞学术研究的，而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写喜闻乐见的文字。定位不同~（那几本小说是写着玩玩的~）
他又很独立，没有弟子，少了传承——所以名声不响亮~
时代大环境也是一个因素

历史原因,你懂得,他不是党的写手.不只是他,张爱玲沈从文的遭遇一样.不过八十年代以后直到现在,他们的地位都很高.因为一本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