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恩来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2、王稼祥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

3、李克农

全国解放后，李克农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和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在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应邀赴苏。李克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护送毛泽东安全抵达满洲里。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成立，李克农被任命为部长。

4、章汉夫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1905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50年年初，章汉夫是建立外交部时3位副部长之一。当时他负责领导亚洲司。建部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建交谈判。

他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雁谒森先生，前后谈了6次，谈得比较顺利。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快派原驻南京大使潘尼迦为驻华大使。

1967年1月，章汉夫访巴、缅回国后不久即病倒。他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在外交部大礼堂上，造反派批斗章汉夫的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章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限”。

5、伍修权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

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从古至今，世界涌现出很多的名人，在名人的身上会发生很多的 故事 ，有趣的，励志的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关于名人励志小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名人励志小故事1

2008年8月，美国女孩塔米卡?凯金斯和她的队友夺下了北京奥运会女子 篮球 赛的冠军。之前，凯金斯已经参加过许多盛大的比赛。“如果没有我父亲的教导，”凯金斯说，“我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赛场上。”

凯金斯天生听觉受损。3岁时，父母带她配了一副大而笨重的助听器。她讨厌这副助听器，尤其上小学后，她讨厌同学们的取笑。一次，老师问她：“4加2等于多少?”凯金斯紧张地答道：“6……6。”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她的脸刹时变得通红，泪水涌满了眼眶。“我不会再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她告诉自己。

二年级的一天，凯金斯的母亲和耳科医生把正在上课的她叫到了教室外面。那一刻，凯金斯感觉到全班的眼睛都在盯着她，坐在她旁边的男孩更是“哧哧”地笑。“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凯金斯在心里质问。

那天下午放学路上，当凯金斯和姐姐桃嘉路过一片荒野时，她猛地扯下助听器扔了出去。姐姐愤怒地盯着凯金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凯金斯耸耸肩。”爸爸和妈妈会发疯的。“姐姐说。凯金斯也有点儿害怕了。

回到家，凯金斯的母亲果然大怒。母亲命令凯金斯跟她回到荒野把助听器找回来，但找到天黑也没找到。那晚，凯金斯的父亲郑重地对她说：”你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以后你就必须在这种选择中生活。“凯金斯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你不想戴助听器，从今以后你就不必再戴着它了。没有了它，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父亲说。让她掌握自己的人生，这也是父亲对凯金斯的行为做出的选择。

丢开助听器，凯金斯发现自己原来非常擅长唇读。没有了刺眼的助听器，其他孩子也不再取笑她。后来，凯金斯爱上了篮球。高中时，她的篮球技能超过了大部分同学，”当你在比赛中准确地投进3分球时，没有人会介意你的听力是好还是坏。“凯金斯笑道。

多年来，凯金斯一直祈祷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当她在篮球场上奔跑时，她发现自己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她所祈祷的。父亲说：”这是你自己掌握了自己的人生的结果。“这个结果让凯金斯顺利地进入了征战伦敦奥运会的美国女篮代表队。”在伦敦奥运会，我将展示我最好的表现。比赛完回到美国后，我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带给那些像我一样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凯金斯对记者说。

”你会鼓励他们扔掉助听器吗?“记者笑问。凯金斯哈哈一笑，说：”当然不会，我会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只要把握好自己，他们同样会得到上帝的眷顾，美好的事情也将会发生。“

凯金斯的选择

名人励志小故事2

你不会永远比别人差

那一年，她还在农村里插队，瘦弱的身子承受着繁重的农活。一天，她正在西瓜地里忙着，有人把她叫了过去，说工宣队来招生，去试试。

这一试，她就去了北京外语学院，成了英语系的一名工农兵学员。不过，还来不及欢喜，阴霾就笼罩了心头。在班里，她居然有两个“最”：一个是年龄最大——老姑娘了;一个是成绩最差——基础太弱。

一天上课，老师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遍没有听懂，第二遍听懂了却不知怎么回答，于是，僵在了课堂上。课后，她一口气跑到后院的山坡上，大哭了一场。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比别人差，我努力还不行吗?”终于想通了，她给自己许下诺言：“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学生!”她很勤奋，每天晚上学到深夜，凌晨四五点时又掀开了被窝。不管天热天冷，在校园一角的那棵大树下，常能见到她的身影。大声地念，大声地背，把头一天学的东西翻来覆去，不记得滚瓜烂熟不罢休。

一晃，四年过去。 毕业 的时候，她的确成了全年级出类拔萃的学生。那一代人，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根本没有择业自主权，从英语系出来的她，被分到英国大使馆做接线生。这份工作单调、乏味，很麻烦。在外人眼里，还是一份很没出息的活。起初，她能够老老实实地干，时间一长，心里就越发郁闷，越不平衡——一个堂堂外院的尖子生怎能这样憋屈呢?终于，在和母亲的一次见面中，她大吐苦水。

慈祥的母亲没说什么，而是叫她去洗卫生间、刷马桶，她怏怏不乐地听命。可是，她使劲地扫地板、费力地刷马桶，反复几次，感觉还是很不干净。她不由抱怨：“我没办法了，就这样子了!”母亲不说话，而是弄来一碗干灰，然后将干灰洒在又脏又湿的地方，让干灰将水吸干，再扫，效果果然好了很多。不多久，马桶里的黄色污垢全不见了，犹如做了一次增白面膜。

她没做到的，母亲做到了。她不禁夸奖母亲，母亲却告诉她：“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去做;如果做了，就要动脑筋做好，就要全力以赴。你不能挑你的工作，但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啊，那就是把工作做好。”站在一旁的她听了母亲的话，久久无语。

回到单位后，她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把使馆里所有人的名字、电话、工作范围，甚至他们家属的名字都牢记在心。不仅如此，使馆里有很多公事、私事都委托她通知、传达和转告。逐渐地，她成了一个留言台、大秘书。工作之余，她就读外文报纸、小说，不断提高自己的读、译能力。由于为人热情，水平出众，她在使馆里成了很受欢迎的人。

一天，英国大使来到电话间，靠在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你知道吗，最近和我联络的人都恭喜我，说我有了一位英国姑娘做接线生?当他们知道接线生是个中国姑娘时，都惊讶万分!”英国大使亲自到电话间来表扬一个接线生，这在大使馆可是件破天荒的事!

没多久，她因工作出色被破格调去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处当翻译。报社的首席记者是个名气颇大的老太太，得过战地勋章，被授过勋爵，本事大，脾气也大，还把前任翻译给赶跑了。当她调过去时，老太太不相信她的实力，明确表示不要，后来才勉强同意一试。没想到，一年后，老太太经常不无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翻译比你的好上十倍。”再后来，她被派往英国 留学 ，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国际关系，在里兹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她到外交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还当上了副院长，并多次荣获外交部的嘉奖。

她就是任小萍。最近十年里，她先后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新闻参赞和发言人，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目前，她是中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从一个黄毛丫头到一个全权大使，任小萍的职业生涯中，每一步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但是，无论被派到哪里，她都在积极地适应，都在努力地把工作做好，做得最好。任小萍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时，总有一样可以选——好好干!无论何时何地，把工作做好，成功也就不远了。

名人励志小故事3

草根小人物成就人生大奇迹

如果说《帝企鹅 日记 》是关于鸟的史诗，《迁徙的鸟》是关于飞翔的赞美诗，那么《天赐》就是鸟类世界中的小说《活着》。

在第四届德国科隆电影节上，中国第一部以鸟为“演员”的电影《天赐》，一举夺得“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大奖，成为最耀眼的一匹黑马，其制作团队也成了颁奖典礼上最惹人注目的焦点。然而却没有人相信这部参加国际电影节并最终赢得大奖的影片竟然出自三位非专业电影科班出身的年轻人之手。

《天赐》讲述了一只孤独的小黑尾鸥与命运抗争的感人故事。这部关于一只海鸥成长经历的故事片，画面唯美、情节曲折、震撼。国际著名纪录片大师、科隆电影节评委沃尔克·诺瓦克先生对《天赐》给予极高的评价：“用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完成了故事片的创作，这是对电影的贡献。《天赐》是本届电影节最棒的电影!”

对!这部最棒的电影正是由他们完成，他们被朋友们称为三脚架组合，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平均年龄只有36岁，却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影片的背后他们的付出又是巨大的，整整七年，三个人把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七年都给了故事中的主角“天赐”，熟悉他们的人说他们“疯了”。可是在他们心中这不是疯，是执著、是坚持，因为他们都被“天赐”打动了，从破壳而出，到失去父亲、哥哥、母亲……一只孤鸟，在海驴岛滔天大浪和滚滚惊雷中颤巍巍地成长。生存很残酷，生命很脆弱，生命很顽强，生命还很美好……这几乎就是一部生命勇气和力量的再现。

曾经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自幼喜欢鸟的导演孙宪，每当从电视里看完外国人拍摄的《动物世界》，他总有一点疑惑：中国的“动物世界”在哪里?终于他们发现了一个离威海市60多公里的海驴岛，小岛离陆地只有几海里，坐船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海岛周围食物充足，是海鸟很好的繁殖地。每年春夏之际这里聚集着近万只海鸥和白鹭，这里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动物世界的外景地。也就是从那时起，孙宪有了拍摄一部纯野生鸟类纪录片的灵感。2002年5月2日。孙宪在这“无粮”“无水”“无电”的“三无”海岛上与志同道合的两位好友，开始了艰苦拍摄与创作，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拍的时间越来越长。计划也从拍一部纪录片转变成一部鸟的电影：没想到拍摄的过程是如此的惊心动魄：更没想到影片是如此的成功……

孙宪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后，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学了几年油画：王建涛当过农民、司机、 修理 工。后来到济南广播电视学院学习两年摄影。于辉高中毕业后直接跟着孙宪学徒当美工。三人都不是电影科班出身，但身为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放电影多年的经历，看过的数千部电影是唯一也是最好的营养来源。

拍摄鸟的电影，鸟儿却不是称职的演员，从不听从导演的安排。鸟的故事必须细心去观察，并用镜头语言去表达。这种在原生态下拍摄的片子，拍摄难度不可想象。一个在影片中几秒钟的镜头，有时需要三个机位拍上半个月的时间。整部片子剪辑完80分钟，却拍摄400多个小时，耗了7年的拍摄时间。

拍摄是艰难的，可更困难的是资金的短缺。最初的启动资金是他们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三人先后投入了300多万元，最困难时连顿热饭都吃不上。2004年冬，拍摄几乎使三个人陷入了绝境。此时三位“草根”电影制作人，拍摄了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但是如何成为一部作品?他们陷入了迷茫。

电影剧作家袁学强在看了他们的素材后，建议拍一部关于鸟的电影。要出一部电影仅仅是第一步，编剧本、做剪辑、配音、配音乐、制作、发行，每一个环节对孙宪和他的团队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在屡屡碰壁后，从没有学过电影制作的孙宪平生第一次当起了导演，和同伴们边摸索边制作，长达400多个小时的素材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根据素材，剧本有了，一个小黑尾鸥的成长之路渐渐成型。影片最终定名为《天赐》，有人说《天赐》名字太平凡，但孙宪最终没有改。因为在拍摄过程中。大家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种幸运是天赐的：拍摄的黑尾鸥也是天赐：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这些都是天赐的。所以“天赐”这个名字最能传达出他所要表达的主题。

2008年1月24日。这部电影获得了国家电影局的摄制许可证，有着影视圈才女美誉的徐静蕾友情为《天赐》配音，青年歌唱家谭晶为影片演唱了主题曲。2009年10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给《天赐》颁发了公映许可证。

至此，被朋友认为是“疯了”的孙宪带着他的摄制组在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7年艰苦的拍摄，并不都是困难和苦涩。长期的拍摄，使他们渐渐走进了鸟的生活。那些感人的画面，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无比的快乐!被鸟儿的顽强生命鼓舞着，一下子所有的烦躁都不复存在了。最后撤离海岛的时候于辉对孙宪说：“下辈子如果你还要拍鸟，那我就做只鸟，你想怎么拍我就怎么飞……”

影片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让很多并不看好这部电影的人很吃惊，毕竟这是一个有些远离社会 热点 题材的故事。而拍摄《天赐》的三个人，也绝非艺术家或科学家，他们仅仅是一群普通人，几个电影院的美工。可是他们做到了。可能越是从普通人身上，我们越能感觉到这股来自内心的力量，尤其是在它被海驴岛上的黑尾鸥唤醒后。

关于拍摄片子的初衷，孙宪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出自对鸟类单纯的喜爱。七年零距离地融入黑尾鸥的世界，让我们找回了对生灵应有的尊重和对自然应有的敬畏。生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尊严，哪怕一草一木都应该尊重，我只是想讲述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故事，把看到的鸟世界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021年1月21日，《天赐》在全国公映。坚强的小天赐打动了太多人的心。

带着一个飞翔的梦想，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凭着超过常人的毅力。七年磨一剑，一部温暖生命的电影最终诞生在了三个小人物的手中，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的故事如同《天赐》一般，同样让人感动、让人敬佩、让人羡慕、更让人尊重。只要坚持，小人物同样也会成就人生大奇迹。

名人励志小故事4

萧煌奇:你们都是我的眼睛

1976年萧煌奇带着先天性的白内障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却不知这个世界的模样，四岁的时候他接受了眼部手术，开始可以看见朦胧的大千世界，如正常人一样地生活。

可上帝似乎很喜欢开玩笑，高一的一个下午，他和同学在专用篮球场玩着篮球，他站在篮球架下接到同学传来的球，投篮未进，他跳起来抢篮板时却发现原本很大的篮球变成了小黑点，世界变得昏暗，他伸出手，却再也接不到任何球。

从天生白内障，到见到光明，再到全盲，人生起落到了让他觉得荒诞的地步，一向乐观的他根本无法泰然地来面对这一切。

他害怕，无助，焦躁。幸好他读的是盲校，老师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并开导他说，只要学会怎样生活，找到属于看不见的信心跟力量，眼睛就会无处不在。

他用一年的时间来让自己沉淀，学习盲人该学习的一切，当明白所有的悲惨都已成定局的时候，他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情绪里，始终陪着他的是吉他和那些饱含情绪的音乐。老师和同学，鼓励他参加歌唱比赛，就在这一年，他获得第八届残障人金鼎奖歌唱比赛第一名，他忽然明白自己抓住了老师所说的，那无处不在的眼睛。

2002年，他把心里所有的心思都写在一首名为《你是我的眼》的歌曲里，该曲荣登金曲榜，一跃成为KTV排行榜的冠军，没有大的宣传，刚出道的萧煌奇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与“最佳作词奖”，音乐成了他的眼睛。

2021年，一首由黄小琥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在KTV里感动了许多人，也唱哭了许多人，而这首《没那么简单》便是萧煌奇为黄小琥量身创作的。

萧煌奇和黄小琥相交已经很多年。多年前，萧煌奇的爸爸为黄小琥家做装修工程，他把爱 唱歌 却无处施展才华的儿子介绍给黄小琥。听过萧煌奇的歌后，黄小琥非常欣赏，带着他去很多Pub驻唱，说服那里的老板，让他有工作机会。

在那段时间，小琥会鼓励安慰他，开车载他去自然美丽的风景区，并用她的眼让他的世界绚烂起来。当然她更欣赏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向他邀歌，萧煌奇对黄小琥的感谢自然是不需用言语，于是他想用一首适合黄小琥的歌曲来报答她。

《没那么简单》，真实地写出了黄小琥的心态，也写出了将近三十岁女人的心情，这首歌在黄小琥出于真性情的演绎之下，席卷了华语歌坛，把他们送上了事业的高峰。

萧煌奇从不介意别人叫他盲人创作歌手，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可是心里很坚强很清晰，他是用耳用心去感受别人的感情。从小到大，从家人到社会，有许多的人都给了他无私的爱，他把这些感激化成歌声回报给所有的人。

从出道开始，萧煌奇凭借他充满真情的音乐年年入选金曲奖，2008年，2021年分别夺得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而他全部创作的《真情歌》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专辑奖，拿奖的那一天，当主持人念出了“萧煌奇”三个字，这时他看见了无数双支持他的眼睛，这一刻世界就在他的眼前。

他获得了成功，找到自信，有了强大的力量，可沉静下来，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有一天眼睛能再看见，跟自己喜欢的朋友、家人一起环游世界，把我自己的音乐带到世界上每个角落，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萧煌奇。

名人励志小故事5

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一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六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二

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

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

他说现在的中国 文化 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三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

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 口号 ，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多有 反思 ，他 总结 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

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四

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33年中熬过25场运动。”

他与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诸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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