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镇，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在绍兴的历史上并无鲁镇这个小镇，鲁镇来源于鲁迅的著名小说《孔乙己》提到“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其实在绍兴的历史上并无鲁镇这个小镇。这是鲁迅对东浦、樊江、东关、皇甫庄、安桥头等几个水乡小镇儿时记忆的一个艺术的文本概括。它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书面的水乡小镇。但这个小镇，确实早就存在于鲁迅的心中，也通过他的小说，存活于千百万读者的心中。
鲁镇挺大，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多是鲁迅笔下提到建筑。大概是鲁镇新开张的缘故，好多“民居”还无人居住，好多商铺还无人经营，只是主街上店家多一点。贡品店、锡箔店、油烛店、茶漆店、钱庄、当铺…….那些现代都市已经没有的店铺林立在这里；阿Q、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鲁迅笔下的人物，又一个个出现在街上。“妈妈的，儿子打老子”拖着长辫子、戴着乌毡帽的阿Q，晃悠着长烟杆，油腔滑调地装着各种怪相，东张西望寻找着小尼姑；“我只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衣衫褴褛的“祥林嫂”拄着棍子，嘴里自言自语地喃喃絮语：“我只知道东山的狼吃人，没想到西山的狼也吃人……”孔乙己在酒肆的柜台边“研究”着“茴”字的四种写法…… 这一幕幕鲁迅小说的场景，不是舞台上演出的话剧，而是穿插在“鲁镇”游客身边的“活剧”。游客多时，他们就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逗游人开心。尤其是阿Q，油腔滑调地装着各种怪相，也许是因为没有见到“小尼姑”，所以他就“调戏”起挎着讨饭篮的祥林嫂，要与她接吻，引得游客纷纷掏出相机拍摄。游客少时，鲁四老爷就拿着个水烟盒四处游荡，阿Q就靠在牌门上歇息，祥林嫂坐在掌柜的柜台上喝茶，倒真有些生活的情趣。
镇里，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组组关于形象夸张的雕塑。比如：阿Q革命、阿Q挨打、阿Q调戏小尼姑、抢亲……让人发笑，也让人看到了鲁迅笔下那些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在鲁镇，一组组形象夸张的群雕颇引人注目，几十个故事人物的铜像讲述着一个个鲁迅小说中的故事。有桥可依，有水可嬉，有石可品，有酒可酌，有树可荫，有戏可听，有艺可观，有历史，有现代，有故事，有游乐……这就是鲁镇。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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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
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
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
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
��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
��《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
��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
��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
��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
http://over.tngs.tn.edu.tw/forums/91/91-kh-m/1985.htm?zone=kh&ename=rssh&cname=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
一●相关书讯：
＜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
二●内容摘录：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
三●我的观点：
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
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
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
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
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
四●讨论议题：
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
http://8.wmban.net/a.asp?a=b2lO7.html
《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
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
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
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
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
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