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正文之前:山本久枝曾经历过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隔离事件,这一小说是根据其本人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笹川原小姐在现实中也有原型,...
写在正文之前:
山本久枝曾经历过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隔离事件,这一小说是根据其本人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笹川原小姐在现实中也有原型,是山本久枝认识的一位女士。
即使在这充斥着风沙与热气、与舞蹈无缘的地方,也不难想象出笹川原小姐在芭蕾舞团里摇曳生姿时的模样。她平日的衣服像是用一块粗纹理家纺布裁成的,又轻又薄、紧紧贴在她纤细的腰肢上,裙摆在风中热烈地飘扬,上面聚集着惹眼的芥黄和森绿等丰富颜色;她长长的闪亮秀发在头上盘绕了两圈,组成一顶王冠;面容精致白皙,长着秀丽的鼻子、活泼撅起的双唇、和一双光彩照人的眼睛;她轻柔平缓的走路姿势像是在说:“看,我在走路呢!”仿佛她觉得行走并非寻常、而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一般。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天晚上、食堂下班后,当时她正从女厕所出来、走向她的棚屋[1];等我觉得她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之后,我学着33区年轻人的样子、饥渴地说:“哇!你猜她有多重?”
“哦,你没听说吗?”我朋友埃尔西·久保[2]明知我不没听说过还这样问。“那是笹川原小姐。”
埃尔西知道关于笹川原小姐的所有事情,她和她父亲是33区的新住客。真不知道埃尔西从哪里打听到这些事情的,大概是东一点西一点吧。不管怎么说,我忘记问她消息来源了,因为她所描绘的景象是在太吸引人了:笹川原小姐的父亲是一位住持,在笹川原夫人去世后,父女俩获准从一个更北边的日裔集中营搬到这个位于亚利桑那州的集中营。他们来这里投奔笹川原长老[3]住在附近街区的哥哥。但两家人发生了一点矛盾,所以就在这周,这对外来父女搬到了33区。33区寂寥空旷的棚屋尚未被划分为常规的四个套间[4]。笹川原父女就住在这些棚屋的一头,另一头则住着一对和父女俩同一天搬来的年轻夫妻。
埃尔西继续说道:“菊[5]你知道吗?那女的真是神经质。我猜可能是因为她被困在这里之前是个芭蕾舞演员吧。我听说那样的人都很神经质。反正住在棚屋另一端的佐佐木[6]夫妇觉得她疯了。那天他们一起搬进来,屋子脏的要命,全都是沙尘暴还有其他东西带来的灰尘。所以佐佐木先生用水管把整个棚屋洗一遍。他打算从笹川原家那一头开始,你知道的,就当帮他们一个忙。结果你知道之后怎么样了?佐佐木先生把管子插到外面的水龙同上,然后走进屋子里。他看到笹川原家的所有行李都放在军用帆布床上,笹川原小姐正拿着扫把,用一桶水打扫房间。佐佐木先生说:‘让我用水管帮你把这儿冲干净吧,这样比较快。’然后她马上转过身,冲佐佐木先生尖叫:‘你想干什么?监视我吗?滚出去不然我就拿水泼你了!’佐佐木先生说他吓到了,一时都动不了了。没等他反应过来,笹川原小姐跳起来用那桶水泼了他一头一脸。哦,佐佐木先生说他只恨不能更快离开房间。他说笹川原小姐是个疯女人。”
但是埃尔西本人也已经见过笹川原小姐了,并且觉得她很是和蔼。两人在村上[7]夫妇家里碰的面,当时笹川原小姐正在问村上夫人借缝纫机。“她说她39岁了——真是难以想象,39岁。她看起来那么年轻,就像25岁;她说自己从来不后悔没结婚,因为她有属于自己的乐趣。她还说自己在芭蕾舞团跳舞时,曾好几次在全国巡演。”
之后埃尔西和我离开公厕,一边在热乎乎、聚集不散的尘土里拍打着蚊子,一边坐在她房间前的门廊[8]上聊天。我们嫉妒地谈论着笹川原小姐在此之前所过的情趣十足的生活,怀念起我们在外面世界里曾看过的几场芭蕾舞表演。(洛杉矶仿佛遥不可及!)不过在最后、一如既往地,我们一致同意我们这些快要二十岁的人的首要生活任务,是读完大学(等到这场战争结束、我们也重获自由)、然后找份好工作、还有两个年轻、干净、俊俏、富有、能永远如一日地珍爱我们的好男人。
我在稍晚才认识笹川原长老,他是个瘦小、外表虚弱的老人。我有时会在街区食堂(我和埃尔西在那里当女侍)遇见他,有时是在洗衣房,有时是在去公厕或者从公厕出来时。有时他也出个远门,可能是去邮局、可能是去小卖部、可能是去拜访其他区域的朋友、也可能是有事要去管理部门的办公房。但是不管他去哪儿、不管他的目的地有多确凿无疑,他总像在漫无目的地散步。这大概是因为他走的太慢了、步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可能是因为他永远带着一副茫然的神情、从不直接与人交谈,仿佛作为一名僧人他一刻也不能停止冥想一样。
我还注意到笹川原小姐从来不亲自到食堂。她父亲会在为棚屋尽头(俗称学生公寓的地方,居民大多是老年人)居民预留的桌子上吃饭。每次饭后,他都会到柜台前,用粉红色的苹果包装纸打包一碟食物(我们女侍尽可能把这些包装纸变得没有皱褶之后,把它们放在外面充当餐巾纸),和一杯茶或者咖啡。有时人们会看到笹川原小姐在洗衣房里为需要洗碗的人准备的洗手槽里清洗餐具。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街区、或者整个集中营的大约一万五千人里,有谁在笹川原小姐(所有偶然和她说过话的人都这样称呼她,虽然她的本名玛丽要更简单也更可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借用村上夫人的缝纫机后和她说过哪怕一句话。她也从不愿意在人多时使用公厕旁的洗浴室。有一回我写信写到半夜才去洗澡,看见她正在蒸汽腾腾、力道刺人的喷头下。但她却转身背对我,无视了我惊讶的招呼。我真希望我到39岁是身体还能像这样光滑苗条、姿态优美。还有一回埃尔西和我路过笹川原家的公寓。这间公寓说实话只是一间狭窄斗室,因为原本空荡荡的棚屋很快就被隔断成了六个单间,每个单间住着一户双人家庭。我们看的笹川原小姐正坐在木台阶上,宽又大的裙子壮观地铺在身后。她正忙于剥一颗大概是她父亲今早从食堂带回来的葡萄柚,埃尔西喊道:“你好!”笹川原小姐抬起头盯着她,没有认出来是谁。我们几乎走出听力范围时,我听到她说:“我认识你吗?”我发誓她听起来充满渴望,如果不是全然饥渴的话。但因为付出了无益的友善而生气起来的埃尔西似乎没有听见,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好吧,虽说笹川原小姐不是个聊天的好对象,她却毫无疑问是个聊天的好话题,她常常成为哪些用于消磨乏味日子的无尽闲谈的主题。我妈妈说在战争开始的多年前,她曾经见过一次已故的笹川原夫人,并说她是个前所未有的、亲切和善的女性。“我想我再也不会遇到像她那样的人了。”妈妈说。“‘女人’这个词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这让我想起,我以前见过笹川原长老。我怎么忘了他就是在祖父葬礼上诵经的比丘[9]的之一呢?
我确实不能说自己还记得。我对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唯一一件还算清楚的事情是守夜时和葬礼上的反胃感。那是我参加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葬礼,因为在那之后,每当我闻到线香的味道、或是怀疑有人在点香,都会感到反胃,这样的状况出现了好几次。我隐约想起了洛杉矶的佛寺,那是座巨大而阴暗的礼堂,深处中央有一座高而广的台子,台子上放着点缀着黑白两色的金色灵位。纱布覆盖的祖父就睡在那下面、一个刚好能装下他的灰色长盒子里。到处都摆满了花,多到令人惊叹。装祖父的盒子前便是香台,上面放着两个大碗。一个装着一丛稻草杆般细长的小棍子、冒出丝丝缕缕卷曲的白烟;另一个则许多粗糙的灰色粉末。悼念者们轮流双手合十走到台前、鞠躬;然后从装着碎屑的大碗里拿起一支线香;恭敬地鞠躬;将香插进另一个碗里;然后再次双手合十,后退几步,鞠最后一个躬;然后合掌回到座位上。(我对这套仪式很熟悉,因为在守夜时接受了严格的培训。)到处都是泪水,还有时不时从这里那里突如其来响起的抽泣。
在这一切进行的同时,三名穿着黑袍的男人一直在台上;一名站在闪亮的祭坛前,另外两人分别坐在两侧。三人一刻不停地齐声咏唱着一种奇异而悦耳的语言。大大的房间内不时响起回声,回荡在起起伏伏的诵经声上、回荡在抽泣声上;回荡在线香的香气上、回荡在钲尖锐惊人的敲击声上。
也就是说,那三人中的其中一人便是笹川原小姐的父亲……这个信息让我感到他更加亲近了。之后我兴趣十足的听说他在家里放了一个小小的、远比一般佛教徒人家所用佛坛更精致的佛坛;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段,他都会在这个佛坛前供香、念经、摇铃铛(作为锣的替代)。这些祈祷的时候笹川原小姐都在干什么呢,我这么想到。她会参加吗,会让经文一只耳进一只耳出吗,还是说她会唐突地离开房间、到台阶上,去吃葡萄柚?
[1] 原文为“barracks”,指日裔集中营的住房是一种用木板搭乘的长条形的建筑,类似于今日建筑工地的板房。一长条板房被划分为若干房间,每间供一家人居住 [2] 发音为くぼ [3] 原文作“Rev.”,意为“令人尊敬的”,系对神职人员的尊称 [4] 此指将一间棚屋划分为四部分、供四家人居住 [5] 发音为きく [6] 发音为ささき [7] 发音为むらかみ [8] 此指棚屋门前的台阶 [9] 原文为“bhikshus”,即梵文“比丘”,意译为“乞士(乞讨为生的人)”或“破恶(破除烦恼的人)”,系佛教出家修行者之称号。国内通常称之为“和尚”或“僧人”,究其本源,“和尚”原系对“比丘”中德高年老、知识渊博者的尊称,意近“老师”;僧则系“僧伽”之缩略,意译“和合”,系指三名以上比丘一同修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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