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读了一篇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文章，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读完后我感到非常难过，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老百姓因为吸鸦片身体越来越差，连农活都干不了；士兵因为吸鸦片精神越来越差，连武器都拿不动了；官员因为吸鸦片思想越来越腐败，连国家都可以出卖。鸦片的大量侵入使白花花的银子从中国人的腰包流进了外国人的腰包，从中国的仓库流进了外国人的仓库，中国的财政越来越空虚，民不聊生，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鸦片战争》这部影片，它主要描写了1838年鸦片在我国泛滥成灾，道光皇帝派遣两广总督林则徐去虎门禁烟的事。片中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那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他把从英国商人那里缴获来的两万多箱鸦片全部销毁。他不为个人利益，不畏强权，不顾个人生死，坚决的打击毒品，他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熊熊烈火烧掉了给人们带来灾难的鸦片，也烧掉了英国商人的嚣张气焰，看得老百姓拍手称快，林则徐那高大的身影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肃然起敬。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政府打了败仗，从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把自己的领土――香港割让给了英国，直到1997年香港才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这些事例又给我们带来了反思，当时我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不向其他国家学习知识、技术。而在这段时间里，别国的科技飞速发展，可中国仍在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仍在使用长矛和大刀等兵器，这让拥有先进武器的侵略者有机可乘，致使我国人民咽下种种惨痛的苦果。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是祖国的希望，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面对这一切，我们只有不忘国耻，时刻记住这段令中国遭受痛苦和磨难的历史；面对这一切，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钻研科学，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为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虽然有些具体的结论在学术界还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还是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引为参考。
纵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宗旨，以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近代史，富于创见,颇具影响,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得到学术界一至很高的评价。该书系统地叙述叙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记述和分析了一百年来中国几个革命高潮和曲折历程。作者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来看待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 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
作者认为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可以把1840-1919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和农民战争时期；第二个是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
我相信读者们按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去了解那段历史一定不会觉得枯燥，而那些一件件一桩桩悲痛的事件都让每一位爱国人士都深感沉重，悲痛不已。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主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而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思想文化的沉闷，各级政府的腐败，为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以及租界的出现。
到了太平天国的兴起，洪秀全等人利用被“修饰”过的上帝和人民的迷信号召农民起义，拜上帝会（附：我之前看了一本名叫《中国历史之谜》的书，书中否认了拜上帝会的存在，认为只是后人的误解，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与太平天国交战的清朝官吏的奏报及书信上没有出现“拜上帝会”字样，对此不知老师有何看法？）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洪秀全等人上台后，官民制度两种化，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灭亡是势在必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仅靠农民起义的弊端，因为虽然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 权变和机灵，但是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阻碍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再后来，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但以本人的浅见，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当时社会和国民素质还不足以推行资本主义，这其中需要一个类似君主立宪的过渡阶段，而那时的中国不得不处在了一个不土不洋的尴尬阶段。而且当时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比如清末的土地兼并问题、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等等。他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倘若一直走下去必定会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不幸的是最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走，更是将中国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正如作者所说：“近代中国在20世纪初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民主革命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这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没有把任何社会现象都归结于阶级问题，或者只是用阶被级根源来解释，也没有把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当时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所以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
作者着墨不多，用事实再现了那段悲痛耻辱的历史，着力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无形中激起了读者对民族英雄的钦佩敬慕之情和对卖国贼的愤怒不满。
这么多次的革命最终都悲壮地以失败告终，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苦苦地挣扎，救国之路该怎么走？强国之路又该如何？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深思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用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只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中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巧妙地化解各种危机，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倒。
该书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我曾在别的一些文章里看到其他有观点认为谋略处是不存在，不知到底事实是怎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一) 岁月如烟，流年似水。五四运动所包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火炬，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力传递，正由当代青年高举着迈向新世纪。
八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就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经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我们的事业取得的全部成就始终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英勇奋斗分不开。党离不开青年，青年更离不开党。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一道前进。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各种考验。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他们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也有人在历史进步的洪流中被淘汰。青年要坚持正确的人生之路，不断为人民建功立业，就要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之中，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广大人民的集体奋斗之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永远保持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活力。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邓小平同志提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在199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强调：“要重视跨世纪青年学术带头人和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努力创造青年优秀科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委派他们在关键岗位承担重任，使他们在实践中健康成长。” 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党的事业的希望。二十一世纪是青年人的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的肩上。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当代青年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当代青年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当代青年去创造。青年要勤奋学习，努力实践，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这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我坚信，有广大青年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和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有光明的前途！21世纪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正等待中国青年去描绘；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必将在新世纪展现更加绚丽的青春光彩。
或
（二）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断奋斗的壮丽画卷。在这109年进程中，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人们也许会问：五四运动前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呢？
其实，只要把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爱国救亡：五四运动的出发点
五四运动决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够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爱国救亡怒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说到底，人们被那时祖国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对创造合理的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是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动力。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几千年内绵延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威胁下，中国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翻开20世纪历史的第一页，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惊心动魄的图景：西方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
中国真的要灭亡了吗？昔日的辉煌同任人宰割的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这种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无法忍受。“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喊出来的。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
但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独霸东亚的野心，开始对中国进行规模空前而野蛮的侵略掠夺。他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1月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原先期望能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去的特权归还中国，而巴黎和会却不容讨论地把这些特权又交给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
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原来抱着很高热情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至此全部化为泡影。过高的期望，使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
愤怒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在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使人痛苦，也催人奋进。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起步的。
群众运动暴风雨的洗礼
五四运动一发生，人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席卷全国、有着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的声势宏伟的群众运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过去，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行动，可是他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和只在部分地区进行的爱国活动。而支配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强大实力。如果只靠少数人而没有广大民众奋起投入，这种力量自然异常单薄，远不足以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以往近代历次革命以至改革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5月4日那天，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过。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团体停业一天，各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宣布罢工。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纷起响应，其中特别激烈的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处在低潮。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嚣“武力统一”。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来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大风暴来。
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道：“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还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真正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所在。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还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1年，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斗，一步一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自从1840年，英国人利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后，各国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如鸦片战争、第二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用武力强迫腐败没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野蛮和疯狂的劫掠。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你所学的知识，写一篇读后感。（字数120个以上）
读《詹天佑》有感
当我读完这篇课文时,我就已经知道,詹天佑不怕任何困难,都坚持把京张铁路修好,是我们的榜样.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因为一点儿困难而放弃;因为心情不好,就找人出气.可詹天佑不是这样,他总是背着压力去勤勉地工作,不管塞外条件怎样恶劣,他从没想过放弃.
如果我们也能象他一样,世界将多美好.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有两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光潜与宗白华。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是学贯中西、造诣极高的，但朱光潜著述甚多，宗白华却极少写作；朱光潜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白华却是抒情的；朱光潜偏于文学，宗白华偏于艺术；朱光潜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白华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光潜是学者，宗白华是诗人。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宗白华是五四新文化大潮冲出的新一代学人，早年曾留学欧洲，足迹踏及艺术之都巴黎。20年代他出版过诗集，他本来是个诗人。青年时期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沉思，一直伴他前行，也构成了他美学篇章的特色。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他更是一位欣赏家。集子里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阅读这部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抒情化的语言引领我们进行艺术的欣赏，书名叫《美学散步》，我们且到这个大花园里走走，看作者给我们营造了怎样的亭台楼榭、花树池石。内容梗概艺术欣赏就是对美的发现与感悟，那么美在哪里呢？美就在你自己心里。画家诗人创造的美，就是他们的心灵创造的意象，独辟的灵境，那么什么是意境呢？作者给我们分析到，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究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界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而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折射是无所谓美的。所以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所以中国艺术家不满足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而总是要在对对象的反映中折射出人格的高尚格调。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于是，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即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为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两句话表出了中国艺术的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唐宋的诗词、宋元的绘画莫不如此。中国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品的境界，都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的而有韵律的心灵。作者用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往往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串，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比如魏晋的书法，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父子，就是魏晋人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美的具体体现。艺术的欣赏是为了形成艺术的人格，而魏晋人的人格美，正是中国艺术史区别于其他民族，显出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精采、最动人的篇章。这个时代之前，思想定于一尊，艺术过于质朴；这时代之后，思想受儒佛道合流的支配，艺术过于成熟。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晋人发现了山水的美，王羲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他们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而对于哲理的探索，却是一往情深，王戎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顾恺之画绝、才绝、痴绝，痴绝尤不可及。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诗好，是由于他们对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是用心灵在体味自然。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粘滞于物的自由精神，比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扩而大之可以形成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精神。美之极，则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淝水大捷植根于谢安美的人格与风度中。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勇于自新的周处，都是千载而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这是一种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里求极量的丰富与充实；二是美的价值寄于过程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比如王子猷大雪夜忽忆戴安道，即乘小船就之，经宿至门即返，人问答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宗白华认为这种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而不拘泥于其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在这部书里，宗白华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晋人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发觉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升华与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