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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
　　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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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读后感40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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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太复杂，浅显易懂。
问题补充：最好一小时内告诉我，必须原创
提问者： 中级拉姆 -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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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共 2 条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而《中国通史》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中国通史》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希望采纳
回答者： 和谐的讽刺 - 四级 2021-8-30 20:27
流逝的远古
——读《中国通史》读后感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读《中国通史》有感
宽容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美德。宽容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海纳百川的大度。做人要学会宽容。
有句耳熟能详的名句：“天空是广阔的，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请用真挚的手，接过我手中的花。它，将在你心坎儿里散发出爱的芬芳。只要用热情和希望去珍惜，这爱的芬芳就永远在你的心房……宽容，在你身上吗？
翻开《中国通史》，发现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秦穆公的一匹良马被歧下三百多个乡下人偷宰着吃了。秦国官吏捕捉到他们，打算严加惩处。秦穆公说，他不能因一条牲畜就使三百多人受到伤害。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对身体会有害。赏他们酒喝，然后把他们全放了吧。后来，秦晋交战，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形势十分险恶。这些乡下人争先恐后地冲上去与晋军死战，以报穆公的宽容之德。穆公脱险。
穆公的宽容，让他在危急时刻救了自己。
容忍他人小的过失，他会以一技之长来感谢；释放与你有大仇的人，他会以自己的性命来报答。只因报恩的情意在心底，总有一天会得到报答。由此看来，那些刻意寻找他人过错，追寻仇人的人，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对与别人的过失，必要的指责无可厚非，但能以博大的胸怀去宽容别人，就会让世界变得更精彩，以宽容之心度他人之过，做世上精彩之人。
中国民族有几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有许多动人而有意义的故事，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继承的。
读完这本书，我感受颇深，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章，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志气是不能用年龄衡量的，秦始皇从小就想统一天下，为了治理国家，他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并逐步把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国家。他不管士兵的身份如何，只要出战立功，就有赏赐。正因如此，秦始皇才训练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秦始皇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其六国······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国，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治国家的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比三皇五帝还要伟大，所以自称“始皇帝”。他告诉我们从小就要有志气，志向，要向目标去奋斗，才能成功。
《立木建信》写了孙鞅为使秦国强大起来，呕心呖血，想尽各种办法。一天，他下令把一根三丈长的长木送南门搬到北门，赏金10两，可是没人去，后来又改为50两也没人去，他想：难道朝廷真的让天下百姓如此伤心么？这是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把木头搬了过去，赏金50两，一文不少。老百姓议论开了：怎么？朝廷开始说话算话了。由此看来，诚信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没有诚信就没有一切。
《中国通史》是一部很好的书，它让我们了解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而《中国通史》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中国通史》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回答者： tigerleiyi - 三级 2021-8-30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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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

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