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的时代，阳明先生敢上疏直言，是因为先生保留了那份忠诚正直之心。虽廷杖被贬龙场，但却悟得大道，流芳千古。在工作中，我们要以公司为大局，保证公司的利益为第一位，对得起公司，对得起这份工作。

日期：2021年6月21日
【读《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有感】

古文水平不够，本篇原文没看懂，惭愧！如此国学水平，会严重阻碍自己领悟圣贤思想。

还好有百度。现在，我已明白了文章内容，也了解了此事相关的背景：这是阳明先生递给皇帝的一本劝谏的折子。1506年，宦官刘瑾专权，逐刘健等人，激起士人共愤，南京科道言官戴铣等人因参与上疏请求保留刘健等人，被刘瑾逮捕下狱。当时在京任职的阳明先生因此上谏，但不仅没能救下戴铣，反而得罪刘瑾和皇上，被贬贵州龙场。

对这个事件，我自己有四点感触：

1、 皇帝制度真的不是一个好制度：他说啥就是啥、错的也必须是对的，太不合理了，完全阻碍社会进步；

2、 遇事要像阳明先生一样“不唯上”：虽然是皇帝要给戴铣等人治罪，但是阳明先生仍然是根据自己的良知作判断，认为皇帝这事办错了；

3、 遇事要像阳明先生一样“有态度”：很明显，阳明先生知道上疏是很危险的行为；他可以不说话，但是他坚持上疏，“昧死为陛下一言”，正是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捍卫内心的良知；

4、 当领导、即使是一个小领导，也要持有公正、开放的态度，千万别把自己当出了皇帝的感觉：刘瑾这样的小人为什么能够执掌大权，多半就是因为他的领导（当时的皇帝）办事不公、任人唯亲，并拒绝听取反对的声音和别人的意见，正所谓“上梁不正”。

感悟之后是感动：纵观整个事件中，阳明先生、刘健、戴铣等人无不是拒绝与小人同流合污，他们像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去坚守内心的良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代，还有很多这样不识时务、不要命的“傻”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良知。

乞宥的解释

请求 宽恕 。《宋书·何承天传》：“今舍乞宥之评，依请杀之条，责敬恭之节，於饥寒之隶，诚非罚疑从轻，宁失有罪之谓也。” 清 蒲松龄 《 聊斋 志异·小翠》：“ 夫人 无奈 之，因杖其子。 元丰 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 清 伤时子 《苍鹰击·割爱》：“乞宥不情，休嗔薄幸。”

词语分解

乞的解释 乞 ǐ 向人讨、要、求：乞求。 乞丐 。乞灵（向神佛求助）。乞怜。 姓。 部首 ：乙； 宥的解释 宥 ò 宽容 ，饶恕， 原谅 ：宥罪。宥恕。原宥。 宽宥 。尚希见宥。 部首：宀。

乞宥¹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 《致良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丙寅（1506 年）

［原 文 ］

[背景简介]：1506年，武宗正德元年丙寅，阳明先生三十五岁，在京师，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当时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人应触怒刘瑾而下狱。王阳明向正德皇帝（武宗朱厚照）上疏救之，也因此得罪刘瑾和皇上，下旨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驿丞。

【2.1】“臣闻‘君仁则臣直’”²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³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⁴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

【2.2】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况今天时冻冱⁵，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铣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⁶哉！

【2.3】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⁷下僚，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胜干冒⁸战栗之至！

［注释］

1、乞宥：请求宽恕。宥，音yòu

2、臣闻君仁则臣直：出自《资治通鉴·周纪一》：“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候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3、戴铣：可参见本书1.《阳明先生年谱》“1506年”条注释。

4、忠谠：忠诚正直。谠，音dǎng

5、冻冱：天寒地冻。冱，音hù

6、休：吉庆、美善。

7、承乏：暂任某职。

8、干冒：触犯、冒犯。

［翻译］

戴宪等人给你写的信中，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为了人民的忠言，我想应该给予嘉奖才行；如果所讲的不当，望皇上您多多包容隐藏才是。他们这二十个人是忠诚正直地向您表白的，今日突然下逮捕令，把他们送到北京关押，按照陛下的想法，只不过是内部处罚一下，以后不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我在想：不知陛下你有什么想不通的，我因为不了解还有些害怕，但我的一切想法都是可怜他们。

现在朝廷的大小官员没有不为这件事而议论纷纷。然而哪个敢为陛下直言，岂能没有忧国忧民爱皇上您的心呢？哪个不怕您以戴宪同等的罪名降罪呢？因此没有人敢上奏关于国家现在存在的问题？而我完全可以说是您的耳朵和眼睛了。然而我却落在戴宪等人的后面，现虽然有上关宗社守卫，不能怀疑国家安危的事，您不是熟而目睹吗？陛下您天资聪慧而敏捷，其他的事姑且不要说，这件事真使我失望而痛心！何况今年的天气寒冷，万一派去的官兵管得太严了，戴铣就会在去北京的路上惨遭不幸，可能会死在荒山野岭哦！使您有杀纳谏臣的名声。使朝廷文武大臣更有纷争，到那时必将追究其左右未告知真情的人，那样就晚了。”

“我知道一国之君，只有一个啊！大臣宰相，是你的眼睛鼻子和手足啊！陛下的眼睛鼻子嘴巴不可能被堵住，陛下的手足不可丧失功能，如果一旦丧失功能就看不见了。我王守仁承担不起呀，我倘若有说不当的话实在有罪。我愿承认过错，看见您下旨“朝廷做事有过有错，很多人就会直言不讳”来上奏，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敢为陛下直言上奏。

骆问礼虽师出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绪山先生），但他对于轰动当时的阳明学说，却始终坚持批判态度。骆问礼的这种“背叛”，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枫桥骆氏跟王阳明有无法割舍的关系。这要从骆问礼的曾祖辈说起。

骆问礼的曾祖叫骆琎，骆琎有个兄弟叫骆珑（骆问礼的从曾祖）。骆珑与王阳明父亲王华是同时代人，且两人还是同榜进士，故王阳明称骆珑为“年伯”（科举时代为对父亲同年登科者的尊称）。因了这层关系，王阳明后来还与骆珑成了忘年交，两人平素多有书信往来，直至骆珑去世。

因祖父辈交好，那么后代子孙就可称为“通家子弟”。故骆珑的堂孙（从孙）骆骥，后来直接受业于王阳明之门，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当时一起师事王阳明的，还有余姚的钱德洪。骆骥与钱德洪后来也成了同榜进士。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骆问礼在弱冠之年，得以师从余姚的钱德洪。如果不出意外，骆问礼则是枫桥骆氏第二个阳明子弟。第一个是骆骥，直接得阳明真传，惜乎未展抱负而英年早逝。第二个是骆问礼，虽也称再传弟子，惜乎他从小“先入为主”，因名字里有个“礼”字，深受朱熹《朱子家礼》思想的熏陶，以至于他对阳明理学始终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骆问礼自己承认过他对阳明学说的反对意见。骆问礼有个诸暨同窗叫郦琥，是钱德洪的得意弟子。骆问礼曾为这个同窗写过不少文字，其中有一篇叫《高士轩记》，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最能说明骆问礼对阳明学说的态度。他在文章里说，当时自己在钱先生那里读书，向先生学习如何作文，而郦琥当时比自己年长一些，他的学问已大有长进，不仅师友推重他，连他自己也毫不谦虚地说已得阳明真传。“而予日沦落，且迂僻，酷是宋朱文公，而于文成之道谢不欲闻。”他说自己越来越不学好，越来越迂诞怪僻，越来越不合情理，虽身在“王门”，而心却在“朱门”，不认同阳明学说，却对朱熹（朱文公）的学说钦服得五体投地，以致对阳明学说“闭目塞听”。“谢不欲闻”是句客套话，其实在骆问礼的内心，阳明学说是被他彻底排除在门外的。

明末藏书家、刻书家高承埏是第一个发现骆问礼理学思想的人。他在骆问礼去世后，曾板印骆问礼的《续羊枣集》，他在序言中说过一段话：“其于学，守紫阳之垣堑，仰攻金溪甚力。雅不喜王文成之说，时时发乎论著。”骆问礼在治学方面，一直坚守朱熹的理学，如同爬山涉水，一步一步，层层深入，他平生不喜欢王阳明的学说，且时时发表评论。而骆问礼对阳明学说的“论著”，就收录在《续羊枣集》中。或许，当年高承埏之所以要板印骆问礼的书，其对阳明学说的批判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骆问礼有个表弟叫郑静观，也提及了骆问礼的理学思想，《万一楼集小引》中说到骆问礼：“迩时谈理学，率左袒文成，而今于紫阳氏，非特不敢弁髦其说，且拥护之若金城汤池，宜与世大相柄凿。”说骆问礼以前谈理学，总是偏护王阳明，而现在对于朱熹的理学，不仅不敢鄙视，而且还极力拥护，牢牢守卫，固若金汤，跟现在的社会时尚大相径庭。郑静观的后半句话是准确的，但前半句说骆问礼以前“左袒文成”，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或许是因骆问礼曾师从阳明弟子钱德洪的缘故吧。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在骆问礼时代，阳明学说已经主宰了整个思想界，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学思想。故骆问礼批评阳明学说，很不合时宜，只能被视为“与世大相柄凿”。人家用的是方柄，你非要用圆凿，岂不是大相径庭？岂不是落伍偏执？

高承埏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他在《续羊枣集序》中说：“是先生之侃侃高气不能与时协，可想见其大致矣。”骆问礼说事论理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具有不凡的才气，但他“不能与时协”，不愿同流合污，不愿人云亦云，最突出的表现当然是他敢冒死向皇帝进十四道奏疏，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阳明学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
捍卫朱熹学说，反对阳明学说，反映了骆问礼的治学思想，也反映了骆问礼的治学水平。其实这完全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骆问礼反对阳明学说，当然不是信口胡言，而是基于他精通朱熹理学的功底与眼光。骆问礼是在吃透了朱熹理学的基础上，以朱熹理学研究者、实践者的身份，通过朱熹理学与阳明理学的比较，找到了阳明学说中他认为的瑕疵，对阳明学说进行质疑。正是这样的质疑，被后人理解成骆问礼捍卫朱熹理学的不遗余力。

也正为如此，后来清代绍兴人张岱评价骆问礼时，用了“朱紫阳之功臣”这个定义。只是我们对骆问礼缺乏太多的了解，以致骆问礼在治学上的这番经历始终被人忽视。

骆问礼的理学思想渗透于《万一楼集》的字里行间，那里有对朱熹思想的评论，对朱熹作品的解读等，而他关于阳明学说的批评文字，则集中在《续羊枣集》第一卷和第五卷之中。第一卷中有以《王文成（二十二条）》为题的一篇文章，共22段文字，每段独立论证。第五卷中有《论“行到然后知”》和《论“知行合一”》两篇短文，记录了骆问礼和他人的两次辩论，尖锐指出阳明学说中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这两次辩论很精彩。

一天，龙溪王先生来到骆问礼的住所。这个龙溪王先生就是王畿，绍兴府山阴人，与骆问礼是老乡，时任南京兵部主事，且是王阳明真传弟子，是王门七派中的“浙中派”创始人。故论资排辈起来，骆问礼得叫他王先生。骆问礼抓住机会，故意向王先生讨教该如何理解王阳明的“行到然后知”。

王先生说：“理解这个道理不难。譬如我，我不行，怎么到得了你的堂上。因为我内心要来拜望你，所以我就行，就来到你的堂上，然后我看见你的堂上有椅子，有桌子，有棋盘，有围屏，如果我不到你堂上，怎么知道你堂上有这些东西？”

骆问礼说：“那么请问王先生，你现在看到我的椅子了，这到底是‘知’呢？还是‘行’呢？按照你的解释，如果非要坐到这个椅子上才算‘行’，那岂不是你没坐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椅子、你坐上去了你才知道它是椅子？”

王先生被问得一时语塞。

骆问礼继续说：“阳明先生老是提到尧、舜、禹、汤，是不是他也做过尧、舜、禹、汤的事，然后知道了尧、舜、禹、汤？阳明先生还谈论过天文方面的知识，他是行上天之后才知道这些天文知识的吗？阳明先生还擅长用兵打仗，他是知道这样打要失败、那样打肯定能胜利之后才发兵的吗？或者说他是先胡乱发兵，等有了胜败之结果后，他才知道打胜了或打败了？那么请问，我们这些身居官场的人，可不可以贪赃枉法？”

王先生说：“你怎么说到贪赃枉法了？”

骆问礼回答说：“不是说‘行到然后知’吗？只有行过贪赃枉法之事，我才能知道什么叫贪赃枉法啊！”

王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气得脸色通红，不辞而别。

一天，骆问礼与刑部尚书赵公锦讨论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

骆问礼说：“用不着多作解释，单就阳明先生用‘合一’这个词，就已经知道他所谓的‘知’和‘行’原本就是两件事。”

当时正在饭桌上，骆问礼举起一根筷子，对赵公锦说：“你看这只是一根筷子，何必说‘合一’呢。说‘合一’，肯定有两样东西。譬如：有盘底有盘盖，然后合而为一，叫一只完整的杯子；有夫有妇，然后合而为一，叫夫妇合体；有君有臣，然后合而为一，叫君臣合德；有知有行，然后合而为一，叫知行合一。如果原来只是单独的一样东西，何必说合呢？”

赵公锦回答说：“先师王阳明的意思，只想强调‘行’。如果肯‘行’，就是‘知’‘行’，这完全是两回事嘛。假如不肯‘行’，你就是把‘知’‘行’理解成同一件事，对你也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

骆问礼说：“如果这样解释，那我的疑惑更大了。譬如我是一个医生，我给病人找到了病因，但发现他先前服的药是错的，于是我给他换了自己开出的药方。现在阳明先生说只要‘行’，言下之意，病人只要服药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医生诊断。照这样理解，如果病人要服药，那么你的药方与我的药方都可使用；如果不用服药，那么我的药方也派不上用场了。可是，明明我的药方是对的，你的药方是错的，那我何不劝说病人服用你的药方，借此来痛骂你的短处、炫耀我的长处？”

赵公锦大怒，脸色十分难看。骆问礼赶紧绕开了这个话题。

以上两次辩论，骆问礼巧用形象的比喻，把阳明学说中的薄弱点给予批判和否定。不管对方有多权威，多忠诚于阳明学说，骆问礼就是不依不饶，从阳明学说的软肋处入手，把人家辩驳得哑口无言，乃至下不了台。

其实骆问礼对王阳明的评价还算客观公正。他的《王文成（二十二条）》中的第一条，就高度评价王阳明，说王文成公无论文章、节义、政事、勋业，“无不表表”，堪称榜样。至于他讲良知，说“知行合一”，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他的“必行过然后能知”，“知”字定兼“行”字，则自然有失偏颇。即使这样，仍不损害王明明其人，因为瑕不掩瑜。但骆问礼看不惯当时社会上的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皆指瑜为瑕，抓住阳明学说中的瑕疵，一丑遮百俊，试图把阳明学说一棍子打死；一种现象是，皆指瑕为瑜，一俊遮百丑，把王阳明说得一好百好，把阳明学说吹捧到完美无缺。这两种人都不客观公正，有失治学的严谨。也正因此，骆问礼从朱熹理学的高度，来观照阳明学说，指出其学说中的方寸之瑕，以正视听。

骆问礼批评阳明学说，集中在对“知”“行”的认识上。他说，自从有书传以来，都是将“知”和“行”相对着说的，且早就有了定论，王文成担忧天下只停留于“知”而不肯落实于“行”，这样的担忧也没错，也算得上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问题是王文成公原本只要教诲天下人“力行”就可以了，却非要折腾出一个“知己兼行”的新概念来，故骆问礼有批王阳明“未免操异说以胜人”“何必更立一门户”之说。

于是，骆问礼追根溯源，刨根问底，并收集当时批判阳明学说的典型言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当年王阳明批判朱熹一样，骆问礼对王阳明的学说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譬如：

认为王阳明谥号“文成”，有点名不副实，至少他的“良知”之说是“文”之一蠧，若论戡乱定国，王阳明不值一提。认为王阳明讲学是其一生的败笔，否则王阳明称得上是完人，可王阳明并不自知。认为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大相矛盾。阳明子弟说阳明与朱熹是殊途同归，既然如此，王阳明何必立自门户，自辟新说，且排斥朱熹那么不遗余力。认为王阳明与朱熹，其学则同，而其说终异。朱熹心口相应，王阳明是操异说以胜人。认为王阳明的“格物”太过简单化。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违背了《大学》的宗旨。认为学术是根本，德行、文章、功业皆生于学术，并不在于其演说。凭王阳明有“良知”的演说而独称其是真儒，这是欺世盗名。认为王阳明弟子在对待王阳明《乞宥言官以彰圣德疏》上另有所图。认为王阳明语录多遁词（因理屈词穷而避开正题所说的推托应付的话）。认为王阳明有孔子自居的嫌疑。认为《论语》早就提到过“知行合一”，可是王阳明却不肯稍稍认同朱熹的学说。认为王阳明弟子在节录《薛文清公读书录》时，故意支离，为其所用。认为王阳明弟子所发表的言论，只停留于古人的《小学》工夫。认为王阳明对《大学》“在亲民”的“亲”字的理解上有错误。如此等等。

阳明心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议孰是孰非，只是据阅读骆问礼作品所得，集成上述文字。故文末特附骆问礼《王文成（二十二条）》原文，以供王阳明学术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