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褪不去的一抹灿烂
——读《红楼梦》有感

书中有诗云：“悲喜千般同幻泡，古今一梦尽荒唐。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红楼梦，再怎么繁华阑珊，终究是一纸荒唐的大梦。
梦，是一种不实际的东西。它就好似泡沫，随时都可能一碰就碎。有首小野小町的日本和歌曾说过：“ 梦里相逢人不见，若知是梦何须醒。纵然梦里常幽会， 怎比真如见一回 。” 意思就是与其相见不如在梦里相见。梦确实很美好，但同时它又很虚假，华丽也许只是它的表面。可为什么人总喜欢活在梦中呢？恐怕人的现实总是残酷的，对于那些无法实现的东西更为憧憬。而红楼梦就是名副其实的一场被包装得华丽无比的空梦。
早就听闻《红楼梦》有四大名著之一的美名，如今终于有时间将其细细品尝，实在甚是惭愧。我认觉得这本书好比一壶清茶，若你不仔细去品味它，斟酌它，是体会不到这壶茶深藏不露的甘甜。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这本书是穿插了石头的神话故事开启的，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写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为主的爱情悲剧，将一个封建贵族家族从繁荣走向衰亡的过程一一叙说。
也许很多人看完了《红楼梦》都在不停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无法相爱相守的悲剧而痛心哀婉。或者讽刺感叹当时世俗封建的黑暗落没和家族之间的复杂与势力斗争。可有句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很欣赏作者写作的艺术手法和书本的艺术价值。
最具有神秘色彩的就是金陵十二钗。作者以如椽之笔，将这样一大批红粉丽人，一个个推倒了读者的眼前，让她们在大观园那座人生大舞台上尽兴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又一个个接连落幕，演绎着一幕幕动容的悲剧美。但是里面描写的少女，特别是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让人产生一种又爱又恨的朦胧感情。楚楚动人又喜爱争风吃醋的林黛玉，才华横溢又有些心眼的薛宝钗，温柔体贴的袭人，狠毒敏锐也有儿女长情的凤姐......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本书中的细节常让人身临其境,印象深刻。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曾说过：“在艺术的境界里，细节就是上帝。”最令人着迷的是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细节。某次，一个丫头给宝玉带斗笠，结果戴得乱七八糟，一边的黛玉仔细帮他梳理。其中“轻轻拢住”这个词竟让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产生到一股温柔的感觉。特别的还有十九回里，宝玉在黛玉微困的时候来到，两个人就拿着枕头对面倒下谈话。黛玉看到宝玉脸腮上有块血渍，便伸手去轻抚，心疼地用帕子擦拭。 看的时候，脑子里就真是这般光景，黛玉的柔情蜜意也都淋漓尽致。
里面的伏笔也埋得极为巧妙。第五回贾宝玉就梦到了金陵十二钗，里面书写的诗都暗示了红楼梦中女子们的命运。十三回中在秦氏在病逝之前，王熙凤梦到了秦钟对她托话，秦钟在梦里告诉凤姐贾家的祭祀，家塾应如何经营。“这一切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盛筵必蔽。”在梦中说完，秦氏就一命呜呼了。其实这里面早就暗示了贾家落没的命运。神话故事作为伏笔的一种，也成为了书中神秘的点睛之笔。开头的“假村语言”添加了神秘色彩。故事别名叫《石头记》，顾名思义就用石头与绛珠草揭示了宝玉和黛玉的身世的“木石前盟”。书中有提及宝钗曾收到一位道士的一把锁，上面刻字暗示要找一位有“玉”的人，这就是宝钗和宝玉两人的“金玉良缘”。很明显，黑暗的封建势力使得“金玉良缘”终究敌不过“木石前盟”。命中注定的悲剧早已深深埋下伏笔。
讽刺也是一大亮点。十二回中，贾瑞迷恋凤姐美色，凤姐聪明地三番四次地放他鸽子，有位道士送贾瑞一面叫“风月宝鉴”的镜子，正面映着王熙凤，反面映着一个骷髅，这也是作者的用心设计，侧面反映贾瑞的人品的丑陋龌龊。以小见大，从小的家族折射出当时18世纪这个社会早就已经矛盾重重，政治黑暗，人性衰莠，贾家只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宝玉虽然集众多宠爱于一身，享受尽荣华富贵，但在婚姻爱情上仍是不自由的。那个时期的清王朝，表面上还维持着繁华，但那“如大厦倾覆”的趋势，却毫不掩饰从各方面暴露无遗。
作者构思精密，语言字斟句酌，每一首诗都是作者的文化精华。书里常常涉及众人论诗的故事。十八回里，贾妃的来到，使得大观园里的景观都需要众人题诗。宝玉，黛玉和宝钗，迎探惜春姐妹都来纷纷对额题诗比较，这种学术文化氛围很让人羡慕。想想古代文人雅士都通过流水传送酒杯来赋诗，叫曲水流觞。这样的文化交流是我们现代无法做到的。手机都代替了话语，连当面交流都难了，更别说交流讨论学术这样高雅的话题。
《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作者在抨击清政府的腐败黑暗同时，也倾心为读者展现了各色主人公酸甜苦辣人生道路，折射表现了社会的深邃与人性美感。《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能体现人生况味，与读者能有心灵沟通，让人能够打心里为那个人物感动怜惜。这种心灵的颤栗与感动，在今世仍有巨大的魅力。
ps：这是我高中时自己写的，删掉太可惜就复制上来，希望它能帮助到他人理解红楼梦ww

菊与刀读后感3000字

《菊与刀》是一部介绍日本国民性的书，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图书。下面这篇文章是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菊与刀》是一部介绍日本国民性的书，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图书。而作为一名日语专业的学生，想要对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所了解，于是便选择了《菊与刀》这本书。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在我看来，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谦和，随性的一面，同时也说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样的品质。刀则让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它承载着日本民族的希望与毅力，同样也代表着日本民族好战的一面。“菊与刀”这三个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人既好斗又谦虚和善，既忠贞又心存叛逆，既顺从又不愿受人摆布等等，都能体现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

天皇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强烈的效忠对象，虽然天皇一直扮演着“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感却从未消失。正如书中所说“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天皇是个超越宗教信仰的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受到谴责”等。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对陛下尽忠”、“让陛下为我们放心”的事，那边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日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求忠义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名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但由于“忠”是献给最高统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献给或许只有精神力量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样也有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地位。即使天皇没有掌握实权，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俨然已经发展成宗教，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特性，可概括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让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与能力。不管自己的国家在物质上能不能与美国抗衡，仍然会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给对手打击。而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在、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但作者对这种不怕死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战时的士兵被冠以了军国主义的思想，幼时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这样的心理给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中带来了遭难，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这个民族。

另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对于“恩”的理解。首先，书中提到日本人对于“皇恩”都应无限感激地接受，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及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越是热爱，就越是感谢“皇恩”。其次，在日本看来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须是自己认为高尚的，可以偿还的人。他们绝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不会主动帮助陌生人，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习惯。日本人他们自认为是历史的债务人，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动都必然发自这种负债感。最后，日本社会所讲的“报恩”和“雪耻”的概念在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的东西。比如“工作”也是要报答的情义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极端敬业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对不起工作给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对你的领导做到尊重与服从，这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所要求的。“雪耻”是对自己名誉的洗礼，当名誉蒙羞时，如果不报复、不洗刷罪名就对不起自己的名誉。

对于“忠，孝，仁”的理解。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仁”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每一个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孩，自小接受的是“忠诚”、“仁义”、“孝顺”的教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践行着繁复的礼仪，并且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对人，和歌、俳句也体现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温和谦让的一面。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把“效与忠”认为是无条件的。书中写到：在中国，比忠和孝两种更崇高的美德是“仁”。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效忠与否，完全是取决于仁与不仁的。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日本并没有一种“极端的权威主义”。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往往热血而冲动，但在日本人眼中，“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训练、为了练习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所以日本的“顺从”文化是极其特殊的，所以日本在温顺接受美国的改造计划时他们的心理绝对不是“韬光养晦”，反而是真诚的反思自己的错误。

读过这本书，不得不说一说让日本国力大大增强的明治维新。1868年，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木户孝允等为代表的日本革新派为了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而实行“明治维新”，从而发展资本主义，并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长期锁国下的日本，终于在国际外部压力转换成为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下，展开了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纲领指导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级官员所组成的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从此日本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开办官营工厂，并大力的扶植民营企业。在一连串的努力下，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变得更为富强。

明治维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其成功也为日本甚至是全世界，同时带来一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其一是，当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因其富强而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断的对外出击。对全世界来说，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他们带来的是极大的威胁，因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能够击败当时的大国—中国，甚至打败欧洲强国—俄国，令世界其它的列强大感震惊。

明治维新中的教育、军事、立宪和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日本的国内军人势力抬头。明治维新的立宪改革中，军人在很大程度上拥兵自重，也掌握了国家决策大权，和德国迷信武力争霸的一样，日本自此也埋下了军国主义的隐患，同时连带的激起极端的民族主义。此结果使得日本在之后，向亚洲各地区入侵，甚而攻击美国，终致自陷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淖之中，成了人类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残害者，也因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使日本成为全世界唯一遭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人民的死亡与财产损失，也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下的惨痛代价。

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经济发展及国富兵强，即使在明治维新的百年之际，日本仍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国家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改革维新运动，必须以苍生为念，以增进人民福址及人类全体幸福为依皈。反之，由于少数的人民和军阀的思想阻碍，终将带给日本人民、甚至世界其它国家无法弥补的伤害。

纵观全书，可看出日本民族在礼仪上的观念和态度上的严谨，同时日本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自从日本派遣唐使来华，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礼仪之国，儒家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的道德标准。

我认为，还是作者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最后，通过菊与刀这本书，不仅增加了我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双重性的理解，同时让我对日语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想要去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

古池碧水深，

青蛙“扑通”跃其身，

突发一清音。

(陆坚译)

【赏析】

松尾芭蕉这一著名俳句，作于1686年(日本贞享三年，中国康熙二十五年)。开始只写有中七字，下五字。上五字空搁着。其弟子其角力主用“山吹花”(蔷薇花科)。芭蕉觉得不好，没有采纳。那是因为把“山吹花”和“青蛙”糅合在一起，只不过是和歌的传统，没有独创性。同时，芭蕉也不取通常所用的“鸣蛙”，而采用了跳跃之中的动态之蛙。最后，上五字定为“古池碧水深”。蛙跳入古池塘的一声水响，打破了寂静的环境，一会儿又回到了寂静中去。以一瞬间之小动作所引起的水声，波动了万籁俱寂的氛围，烘托了清寂幽思的意境，表现了静——动——静的时间过程。作为艺术作品，其形象也很易使人联想到惊蛰一过，大地春回，万物复苏，凝视田野，不禁会感触到活泼地跃动着的生命力。从这一名作中还可窥见芭蕉从严寒的威胁中脱身而出时所作俳句的跃动感。

从艺术辩证法的角度看，芭蕉此俳句主要是以有声写无声，以动写静。文学艺术表现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世界万物，有动有静，变化无穷。静的客体，有时会使人感受为动的；动的客体，有时会使人感受为静的。客体的动态，有时会使人产生静意；客体的静态，有时会使人产生动感。高明的作家，所表现出的对动与静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可以使作品妙趣横生，韵味不尽。比如绘画，是静的艺术，但画家却能暗示出对象的动态，给人以动感。画中之竹，本来静止不动，但由于画出了包孕着变化的瞬间，而从这瞬间的意态，可使人想象到那竹子正在暴风雨中摇动。再如音乐，是动的艺术，但音乐家通过那运动的声音，能暗示出对象的静态。几声鸟鸣，可衬托出山岭早晨的寂静。几声萧鼓，可显出春江花月夜的宁静。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艺术形象的，比之其他艺术形式，它有更为自由的表现力。写景状物，动中见静，静中见动，动静交错，仪态万千，可充分地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形成不同的意境。以静中之动来衬托静境而言，中国古代诗歌中屡见不鲜。早在《诗经·小雅·车攻》篇中就有“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之句，以战马嘶鸣的萧萧之声，衬托旗帜悠悠飘动，而无喧哗之态。这样的以动写静，很有情致。

可能受此诗的影响，梁代王籍所作的《入若耶溪》诗，也有相似的表现。其诗中有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作者长年宦游外地，思乡心切，对仕途奔波，也深感厌倦。当他客居浙江，到绍兴附近的风景区若耶溪游览时，就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尤为人所激赏。这也是以动写静，更见其静，从而表现了作者艺术审美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对于作者来说，由于“长年悲倦游”，其心情自然难以平静，一旦感情沉湎于若耶溪的景物之中，他就希望摆脱俗累，过幽静的山林生活，使之心理状态获得暂时的平衡，呈现出和谐的心态，这就是诗中的“静”。在作者看来，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和谐平静的，动态的事物，也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这便是作者内心世界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因此，可以说这两句所表现的景静，正是作者心静的写照。

唐朝王维是善于把动静之态结合起来创造妙境的高手。试看其《鸟鸣涧》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写春夜山涧静美之境，表现作者淡雅安闲之趣。所用的主要手法，就是以动写静。

如果把芭蕉此俳句的手法及意趣，与中国古代这类诗歌比读，恐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动和静，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它们之间是对立的，但又是联系的，相反而相成。芭蕉的这一著名俳句，中国作家的这类古典诗歌，都巧妙地运用了这一艺术辩证法，以动衬静，写动而显示静，使静态不板滞，富于生气，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妙境界。

(陆坚)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

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

粗盐权佐酒，糟醅聊取暖。

鼻塞频作响，俯首嗽连连。

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

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

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

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

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

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

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

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

老天偶生我，耕作不稍闲。

身着无絮衣，条条垂在肩。

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

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

妻儿伏脚下，父母偎身边。

举家无大小，呜咽复长叹。

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

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

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

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

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

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

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

忧患兮人世，羞辱兮人世；

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刘振瀛译)

【赏析】

山上忆良是日本古代著名的平民诗人。从出生到逝世， 山上忆良经历了天智、天武、持统、元明、元正六个朝代。在此期间，日本先后爆发了“壬申之乱”、制定大室“律令”、“平京城迁都”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逐步由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制社会。由于租、庸、调的负担，许多人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山上忆良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苦难的年代里，在忧郁、苦闷和矛盾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公元716年，山上忆良被任命为国守官职。国守主要是安抚百姓，劝课农田。这使山上忆良有机会广泛地接触下层民众，体察民情，了解地方农民的生活状况。67岁时，他又被任命为筑前国守前往远离京城的筑紫(筑前地方的首府)。多年的下层官吏生活使山上忆良亲眼目睹了人民的疾苦，亲身经历了世道的沧桑。面对社会的动荡、政治的紊乱，山上忆良终于在离任返京之前，创作出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光辉诗篇《贫穷问答歌》。

《贫穷问答歌》收录在《万叶集》第五卷“杂歌”中。诗歌的主人公不仅仅是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农奴，更是全部被剥削阶级。诗人由于自己冬夜因屋漏、雨侵、寒迫无法入睡的窘境想到那些更为穷困的劳动者。“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 /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诗人不拘于自己一人之寒暖，不囿于自己一人之哀乐，而大声疾呼天下更贫穷的人将怎样度这艰难的世道。这与我国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惧欢颜”所表现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多么相似。这种对于人民的悬挂，为人民的呼喊，在当时的万叶歌坛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诗人山上忆良不同于其他日本古代诗人的特征之所在。

这一问只是诗人为了引出下文的情境而发出的，那则更是令人怵目惊心：“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呜咽复长叹。”一家人在这种穷愁潦倒之际，更有里长前来催租催命。凶残无情的剥削者的出现，顿使诗中的哀叹、悲啼汇成一股强烈的控诉声浪，锋芒直指阶级分化、贫富不均、压迫深重的社会制度：“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虽然这感慨喟叹还显得声弱气低，但已清楚显示出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清醒认识。

山上忆良的诗歌可以说交织着人生的苦闷和贫穷的苦楚，吐露自己的真情。他并非只发自己的个人之叹，而是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感叹相共鸣，甚至还注目于贫富的悬殊和横征暴敛的世态，这方面的吟咏在和歌史上是少有朋类的，中古以后，无人继承他的诗风。这同日本那些吟咏风花雪月，舒散个人闲情逸致的文学大相径庭，他的诗歌经常被后人引用来说明当时的历史情况。《贫穷问答歌》也因此在万叶歌坛上卓然高标，慷慨悲歌，大放异彩。

山上忆良的代表作《贫穷问答歌》不仅具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在艺术手法上也表现出独特的风格。

在诗歌的形式上，山上忆良的和歌创作，常以汉文作序，以序述志，以长歌吟咏人间的贫苦，世道的沧桑，个人的哀思，以反歌作为归结和补充，颇似我国文学中的“赋”，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汉诗词汇及和歌固有的修辞手段，在风格上苍凉悲壮，跌宕起伏，撼人心弦。《贫穷问答歌》就是以这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以两个穷人的问答的形式写成，上阕是贫者问歌，下阕是穷者答歌，最后附上一首《反歌》。问歌描写一个风雪交加之夜，贫者衣单被薄，苦寒难当，虽然蒙头盖脸披麻衣，但穿尽所有夜犹寒。由此，贫者推及己人，想到“贫尤甚我者”，定是“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答歌更进一步以穷者家族冻馁生活的真实写照，肯定地回答了贫者的推测。以贫穷者的问答的形式作歌，在山上忆良以前的日本和歌中还没有作者运用这样的素材。《贫穷问答歌》一问一答，不加修饰，直陈其事，显得活泼亲切，这正有别于古诗的平板、拘谨。所以不论是问者的发问，还是答者的作答，都使人感到真实亲切。“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平平淡淡的几句话就把一个贫穷文士的处境呈现在读者面前。整首诗的基调虽然表现的是一种压抑的怆然悲冷之情，不过，作者并未呼天抢地、怨天尤人，而是在凄苦中求平和。《贫穷问答歌》可以说与我国“变风”、“变雅”十分近似，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怨诗”。由此可见，山上忆良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影响。《贫穷问答歌》一诗几乎是日本“讽喻诗”的滥觞。诗人通过真实生动的描写，把普遍的社会现象或劳苦民众的思想感情压缩在凝炼的诗歌形式中，有时甚至概括在一两句诗里，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山上忆良的作品，留传下来的不足百篇。但他切中现实的诗作在日本古代诗歌宝库中却首屈一指，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创作时代。在《万叶集》中以柿本人麻吕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的作品多是奉承天皇的应诏诗或为贵族豪门唱赞歌的诗句，其他诗人的作品也大都以抒发个人内心感情为主，极少有反映社会问题和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诗篇。因此，在崇尚“清纯”美的日本古典文学中，山上忆良的现实主义作品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山上忆良高出于同期其他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割精析微，大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真实社会风貌，可称为万叶诗歌中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奇葩。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他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

(江功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