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南通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张謇利用中央政权无暇顾及地方社会的三十年的时间空隙里，充分发挥其个人能量，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进行实施，将家乡南通建设成为一个大不同于当时苦难中国的城市，一个让生活在动荡流离年代的国人看得见梦想的城市。
　　在一个中国历史上政治格局最为纷繁杂乱、国仇家恨接踵而至的悲情时期，张謇开创了南通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而归通州原籍。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年—1907年），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大生系企业。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七月九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范旭东，又名锐，字行，1883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这使范旭东幼小心灵中种下了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范源濂曾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因学习勤奋，深受梁启超爱护，得发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他潜心学习，与日本同学同住、同食、同学习，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受很深，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他看到日本发展快，以强凌弱，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更加痛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向往祖国富强，常以艰苦卓绝、勤劳勇敢的作风要求自己，身体力行。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收获很大。回国后，历尽艰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在此基础上，范旭东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又着手制碱工业，于1917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碱厂开工之初，生产很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为了进一步发展盐业，范旭东于1926年至1927年，又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在永利碱厂略有盈余后，范旭东于1933年12月着手创办永利碱厂。该厂于1934年7月在南京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动工，1937年2月5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抗战期间，范旭东继续在大后方创办实业。1938年7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同时，又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在办厂过程中，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革新苏尔维制碱工艺，于1943年研究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与世长辞。对范旭东的逝世，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重庆《新华日报》于10月6日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又在10月21日发表了许涤新的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11月14日，由22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荣氏兄弟是指荣德生和荣宗敬，梁溪荣氏春沂支人，行辈近祖三十世。他们是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有“面粉大王”及“纺织大王”的美称。
　　荣氏兄弟二人早年随父经营钱庄，清光绪二十六年起，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保兴、福新、茂新面粉厂和振新、申新纺织厂。颠峰时期有面粉厂12个，纱厂9个。历经二十余年，荣氏兄弟便进入了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