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
　　这个暑假，我又重温了我国四大名着之一——《三国演义》。这本书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曹操。这些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诸葛亮。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还精通兵法。可谓是世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正是因为有他，蜀国才能在战争中多次获胜。而他的计谋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现代战争中，比如：空城计、火烧新野、草船借箭等等。而且，诸葛亮还十分的忠诚，他的智慧和忠诚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而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赵云。当时曹操几十万军马突然来袭，他为了就还没来得及逃跑的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儿子，单枪匹马，杀死曹操数十位大将和数千名士兵，冒死救出了刘备的儿子。赵云那样的勇猛，那种可以为主子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的忠诚深刻我心。我想，可能这正是刘备能在战争中获胜的原因，何等贤德的军师，何等勇猛的将士，何尝不能取天下。我认为，如若刘备死的晚一点，刘备的儿子能有志气一点，天下就一定是刘备的了。
　　然而本书中的关羽张飞二人虽然十分勇猛，但却有勇无谋。以至于关羽张飞二人都死的很惨，关羽是由于在镇守荆州时，孙权来袭，关羽太过轻敌。最后夜走麦城，而麦城中又无粮草，被孙权追上后自杀了。张飞听说自己的哥哥被杀后，太过悲伤，于是命令手下的官兵赶制白衣，属下无法交工，又惧怕受军法，便趁张飞夜晚睡觉时，将其杀死，投降了孙权。由此可以看出，人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悲伤而去做事，因为这时你做出来的事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读了这本书后，我受益匪浅，以至于夜晚睡觉时，书中的人物还一一展现在我的脑海。读完后回过头想想，人生不也是一样吗？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活在与别人的竞争中，那样不是很累吗？倘若我们能够放开身心，去面对未知的未来，不去在意那些小事。相信最后一定能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的！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