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潜规则与儒家伦理——从万历十五年看明朝制度之殇
看完万历十五年，真有这么一个感想：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都白念了。那些课本中的所谓的历史，所谓的历史人物，仿佛三流电视剧或三流动画片，人物都是被固定下来并夸张处理，忠、奸、善、恶、智、愚、清、浊......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万历皇帝......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看这本书，就仿佛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而他们的处境，苦恼，梦想，野心，无奈都源于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种体制之下——一种单一意识形态的制度之下。
看看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其失败源于空泛的以儒家道德来治理国家、文官统治集团之阴阳不能调和（阴指私欲利益，阳指儒家道德）。在文官集团看来，张居正“专权”损害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其后的首辅申时行又不能坚持德义与君力争，海瑞是迂腐自清的“志大才疏”，戚继光不过是个武夫，李贽是个理想主义者，只能抨击和遁世，万历皇帝则是听信妇道谗言，试图废长立幼的无为之君……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以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如此种种。然而，意识形态要依赖人去实行，人总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意识形态至阳至刚，浩然正气，根本不考虑这些。以终极目标放在现实之中，只好去打折扣。因为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所以才有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景象出现。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说的真好，鲁迅就不信这套。“仁义道德”，哄小孩儿哪，你们不还该干嘛干嘛么。 　　　　可是，偏有人看不见潜规则，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儒教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比如海瑞。 　　　　　　　　《万历十五年》中，写海瑞那段很有意思。 　　　　海瑞，清官，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廉洁形象的“形象大使”。 　　　　可是海瑞漠视潜规则，也是政府的眼中钉。 　 　　　　政府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现这种人，对这种人，辞不得，留不得，真难办，最后政府给海瑞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高官”，希望让他老老实实的作“形象大使”，偏偏海瑞拧，假装辞职：这个官位的工作很简单，可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完成，实在没什么能力，我辞职好了。实则要挟政府：你们敢辞我吗？我是超级大清官，是你们的“形象大使”，你们把我辞了，舆论可对你们不利。不辞，就老老实实给我个有实权的位子。海瑞，你也够精的啊。 　　　　可是海瑞也只是这种小地方精明，他缺乏一种大范围上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儒教统治的王朝，表面上奉行一套理论，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可是海瑞看不到这点，他单纯地希望将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个乌托邦世界，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让所有人尴尬，却又不能说出口。 　　　　海瑞死了，“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其实，一切的不成功，并非是人事的不成功，实在是制度的发展已经走向无法调和之阶段，不可更改的制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无法给予足够的利益，又不能使得所有人做偶像般的海瑞，而强调道德要求又不可避免的塑造了一个只会挑剔指责的言官队伍，事事牵绊，各种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改革都可以冠冕堂皇的予以抨击，坚定如张居正则是“专权”，调和如申时行则是缺乏对道德准则的坚持。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或者只能在自己的局域里做一点事情，力图不损害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可以做出一点改进，如戚继光；或者在迷茫中，继续在经史典集里寻找道德的真理，寻求不得，或者以为寻求到却无法落实，则遁世出家，如李贽。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这便是海瑞与申时行的困局。
深圳大学法学院
李政睿 雷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