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描述了主人公漂流海岛，战胜困难，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小说写得真实自然，富有传奇色彩。主人公在孤岛上种庄稼、搭木屋，吃了千辛万苦，生存下来。但想回人间的心切，使他着迷般地只想到如何走出这个鬼地方，结果还是失败了，最后于1868年回到阔别28年的英国。看着鲁滨逊的经历，让我可以想象到他在孤岛生活的艰辛，体验到他不屈不挠的冒险精神，更使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之火。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有的人在键盘上弹奏出了春天的希望，夏天的绿荫，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喜悦；而有的人却弹奏出了春天。
2.：《骆驼祥子》讲的是一位旧北京人力车夫祥子的故事。祥子有一个理想：拥有自己的洋车。于是他凭着勤劳和坚忍省吃俭用，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他的洋车就被士兵抢走。但他没有灰心，靠自己的努力又买了一辆洋车。不过他实在太倒霉了，辛辛苦苦的积蓄又被洗劫一空。就这样反复了三次，祥子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他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
　　这故事是一个悲剧，彻彻底底的悲剧。一个曾经勤劳坚忍，有着自己目标的人最后却沦为了社会垃圾。从前的祥子善良淳朴，正直诚实，对生活有着像骆驼一般积极和坚韧。周围的人都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而祥子却不安于现状，他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而奋斗，他宁愿冒着极大的风险去赚多一点的钱，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他不断地追求，追求成功，追求幸福。然而即使是这样，也终究没有改变他最后的悲惨结局。
　　对于骆驼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也感到无奈，但也感到敬佩，我佩服他从前的坚强，他的上进。然而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没能战胜社会，终究还是被打败了。也许是因为社会的极度黑暗，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不管怎样，环境对人的改变至多至少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当时的社会治安好一点，祥子也许就能实现他的理想，也许就不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是要因人而异，因社会而异。如果总是无法实现理想，那么就有可能变成“祥子”这样，堕落、衰败，厌恶生活。毕竟能够一生都坚忍不拔的人是少数。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人很容易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堕落。

看好了一共350个字，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
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
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
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
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
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
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
，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
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
》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
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
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
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
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
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
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
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
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
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
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
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
”，“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
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
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
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
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
，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
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
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
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
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
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
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
，“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
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
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
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
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
，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
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
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
娼！”他们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