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刘心武作品感想：
　　1.刘心武的小说大部分写浩劫运动之中和浩劫前后的社会生活人们的遭际的，作品主人翁多数是生于浩劫，长于磨难的青年一代，作品的主题也多半是对浩劫原因的思索。本文从呼唤那失去了的人生、解剖被扭曲的灵魂、挖掘心灵深处的黄金、扎根于丰饶的大地四方面探讨了自认为构成刘心武作品的主要倾向和主要特点的因素，那就是作家对人的关心，对人性的和人的灵魂的思考以及那贯穿在他的全部优秀作品中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 ： 呼唤 解剖 挖掘 扎根 提到刘心武，我们会立即想到他的成名作《班主任》，想到那激动人心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不论在某些人眼里，刘心武这个名字多么微不足道，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班主任》所发出的呼声是历史必然性发出的信息，是一个文艺新时代到来的信息。“救救孩子”的呼声发自每一位关心孩子的家长，教育孩子的老师及全社会的每一个公民的心底，八十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以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进步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热情，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号，二十多年前，在位大的“五四”运动的后一年，类似的呼声又回荡在中国上空。这真是可喜可悲，林彪“四人帮”之流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猖獗了十年，便是余孽尚在的证明。当人道沦丧、受到横行、人性泯灭、狼性肆虐之时，人们自然的觉悟到被我们全盘否定过的“人道主义”不仅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具有现实的进步性。
　　2.刘心武在新时期伊始的作品是作为“生活的教科书”来写作的。长期的中学教师经历，加之中国现代文学长久存在的理性启蒙倾向以及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自觉都使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居高临下的以生活教师自居的叙述者。这种以教师和家长自居，抹杀了文学与现实界限的叙述让后来的评论者和读者如梗在喉。许子东1987年在考察了刘心武的小说之后，提出了一个作家的救人与自救的问题：当刘心武热中于救人之时，他用以救人的武器、他的自我人格都显示出文化的危机感。“社会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当然也很需要人做，但从文学而言，救人却每每是须从自救开始的。”简单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程，我们会发现，的确有很多从那一文学场景中走来的作家，都经历了类似的蜕变过程。研究创作主体的这种变化能够从一个深层次上展示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不过，作家的自救历程常常被各种云雾所笼罩着，很难一一呈现出来。这就需要选取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来切入作家的创作历程。小说中的爱情/性描写因为联系着作家的性意识，因此有可能通过这一角度显示出作家创作心理、自我意识的变动。
　　3.刘心武作为一个从新时期到当下的贯穿型的作家，也经历了从救人到自救的转变。在他的小说中，从《班主任》（1977）、《爱情的位置》（1978）到《如意》（1980）、《钟鼓楼》（1984），再到《四牌楼》（1993）、《九龙壁》（1993）、《仙人承露盘》（1994），爱情/性的描写伴随着他的写作历程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一、 从哪里自救？
　　
　　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为刘心武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这种声誉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学语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是一个“文学与政治与民众意愿这三种力量最协调最有成效的一次统一行动”的时代。这部如今看起来十分粗糙的小说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不仅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时代呼声，而且它在呈现文革文化专制在宋宝琦、谢惠敏身上所造成的恶果时，不经意间把视角深入到人的性意识层面：那两个被坑害的孩子的精神创伤不约而同地表现为性蒙昧。但此时刘心武的主要意图是批判文革的文化专制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践踏，而宋、谢身上的性蒙昧的文化意义并没有成为刘心武关注的重心，这一点即使在被称为突破爱情题材禁区的《爱情的位置》中仍然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班主任》所涉及到的宋与谢的性蒙昧是不经意的，在1977-1978年间，刘心武在叙述爱情时既没有考虑到爱情描写的文学尺度，也没有涉及到爱情的本体。空泛的爱情只是被作为文学的武器以达到更为重大社会问题的提出。
　　《爱情的位置》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通过青工孟小羽与陆玉春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一个老革命者——冯姨那里得到了：“我认为，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作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这样一段冗长的议论是小说的“题眼”，但它显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是集故事的讲述者、教育家和魔法师三者于一身的人，对于大作家来说，“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刘心武此时对爱情的关心只是为了达到了教育家的目的。他太热中于说教，因此就不是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更不是一个好的魔法师。这篇小说围绕着爱情的位置这一问题的解决去结构，既缺少必要的描写，也没有注意到小说所应有的故事因素，更不要说以魔法师的手腕去模仿生活。孟小羽这个人物缺少“人”的灵性，她的活动是在为上述理性化的答案提供论据。因此，《爱情的位置》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社会学论文。就如当时唐弢先生所指出的，刘心武所“喜欢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缺少文学的魅力。
　　除了文学上的缺失，爱情本身也并没有被作家所关注。正如小说题目所显示的，作家所关注的是爱情的“位置”，而不是爱情本身。在小说所给出的答案里，爱情位置的合法性是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事业的附庸。在这个答案里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匠心”。他不仅热情洋溢地让爱情与革命事业联姻，而且对于这一答案的给出方式也深思熟滤：它是由冯姨——一个老革命者（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从事过地下工作，奔赴延安、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打倒“四人帮”后复出，“有着波澜壮阔的生活经历”。）给出的。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富有意味的。一个老革命者在那个时代代表着权力话语，由她所给出的答案才具有合法性。
　　既然爱情要靠革命事业来赋予合法性，那么，爱情就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与爱情在现代意识中的“位置”显然是相背的。爱情在现代价值体系中被一再的赋予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代表着人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显然，历史还不太可能让孟小羽思考到这样的程度。她虽然是一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对于四人帮所造成的禁欲主义敢于大胆怀疑、对亚梅所代表的一些庸俗的爱情观念也敢于否定，但她对于爱情在革命者生活中的位置却不敢确定，一定要等到获得像冯姨这样的“优秀的革命者”赋予的合法性之后（冯姨说：“我觉得您和玉春的爱情是很美好的，你们大胆地相爱吧！”）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去爱。更不要说，通过爱情去确证现代人的“个性”身份了。孟小羽在困惑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外在的权威：“唉唉！如果有份《中国青年报》或者《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现在出版的报刊、书籍当中，能够有一批是指导年轻人怎样正确对待婚姻、爱情、家庭的，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即便亚梅并不读书、看报，我也可以向她推荐、转述，可是现在我却不能立时找到最有力量的论述和例子来说服她。”当她从冯姨哪里得到指导之后，甚至恳求着老一辈的革命者给他们以指导：“冯姨，您赶快把今天给我讲的这些写成书吧，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启发和指导呀！”因此他们这一代“思考者”注定是跛行者，他们不敢主动地“成为你自己”！不敢自己“抉择”。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不比谢惠敏走得更远。
　　刘心武热衷的是通过他的笔来为孟小羽们提供一个合法的答案，成为他们爱情生活中的引路人。（后来刘心武果然编辑出版了同样的书籍来指导青年人的爱情。）虽然这篇小说被认为在爱情方面突破了社会生活、文艺创作双重禁区，但是这种突破是初步的。在文学与政治、民众意愿的蜜月期，文学、个人、爱情都远没有获得独立性。对于刘心武来说，或者新时期文学来说，这就是自救的起点：爱情在生活中的位置是附属于革命的，还没有恢复到“人”的层面。当然，爱情的表现也没有进入美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