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史大纲有感
　　《国史大纲》阅读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首先是它的竖排版式，这种版式很考验人的耐性。其次在于它的小字注释，有些比正文更加难懂.对于我们这些文言文不是太好的人来说读国史大纲简直是一种“折磨”。先不讲它的内容,他的书面排版就很锻炼人,就很有挑战性,其次对于自己的文言文水平也很有帮助. 虽然全书没有读完,但从中学到了很多,收获了很多,也有很多的感想.
　　这本书是一本简要的中国通史,与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不同.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然后我们学生就死记硬背，不质疑书本，没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这样死记硬背却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而该书有简有繁，概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重点描写了各朝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状况，重点的重点是以上的种种造成的影响。整本书都突出了他深入理解本民族传统与文化的个性与特性的主张。这本书写出了中国曾经的强盛和病态。和强盛一样，《国史大纲》一书也特别突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弊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等方面的某些病态的、不合常理的东西，如书中提到的中唐以后中央与地方统治上的冲突与弊端等。
　　对于书的结构,钱穆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这个观点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所谓的革命,必然发生争斗,那么这样的争斗必然是双方的,钱先生的这种想法有点不符合现实,就拿我们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如果不革命,那么我们能救人民与水火之中吗?显然不能.而且如果只有一方赞成和平解决问题,而另一方不赞同,那么如果和平一方不去斗争,那么他的结局只能是被非和平一方所灭.
　　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可贵的。
　　据了解《国史大纲》是37年抗战时，钱穆先生恐怕一旦战争失败，中国会彻底消亡，于是抱着写最后一部中国人的历史资料的悲壮心情进行写作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他的高傲的民族主义情绪. 《国史大纲》整本书是一个感情的蕴含物，它传递了钱穆先生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点在所有的历史著作里都是可贵的。一部饱含感情的的书远比一部生硬的书有趣味、有意义.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他在本书的《引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文化观与方法。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历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我对这两种目的不能很好的理解，但也知道钱穆先生用心良苦，一方面积极探索救国源泉，回到历史中反思；另一方面又把弊端列出，供世人参考。他还指出，国人不能懒于寻找自己救国的方法，不能一味学习甚至沿袭他人；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指出要在实际基础上以中国的历史为指导研究中国现状并寻找出路。
　　钱先生在书的前言曾写到: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但对于历史我们需要了解,需要铭记,但不能总是沉浸于历史,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选、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