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中华大地，总想它能得到妥善利用，给因土地缺乏而生活艰困的人民安排好较好的生计。”这是陈正祥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序言中的话语。在祖国大地上，他每进行一次考察，每完成一次著述，都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深的挚爱。从他的著作之中，能瞥见他是一位很有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学者。
抗战期间，陈正祥还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学者，抱有科技救国的思想。他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了国家前途，先后发表了《西南苗族与西南国防》《开发西北与抗战前途》《从地理因素检讨抗战的必胜》《开发西北与抗战建国》等著述，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在这个时期，他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地位出发，撰写了《如何认识西南》《四川矿产的分布及今后开发的途径》《中国不能没有华北》《从经济地理上检讨中国不能没有东北》《东北之地形》《中国边疆之土壤与植物》等书籍和学术论文，这些著述现今对祖国西北、西南的开发仍具有重要价值。
陈正祥对祖国的农业、气候及物产特性研究非常深透，半个世纪前就出版了《浙江之气候》《海南岛之农业》《大戈壁》《西北之气候与农垦》《中国之畜牧地带》《四川盆地之气候与蔗作》《甜菜之适度气候与中国甜菜区域》《广东的糖业》《中国的水资源及其利用》等书，成为这些地区农业开发的地理气候资料书。
在香港大学任教时期，陈正祥更加关注祖国的建设，编写了《中国农村景观之变迁》《中国的石油资源及其开发》等书。同时对香港和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撰写了大量书籍，如《香港工业之地理基础》《香港的墟市》《香港之土地利用》《澳门之土地利用》等几十种。
陈正祥对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虽然是地理学家，但陈述中国历史却如行云流水，蕴含深情；在地理学语言上流露出文化艺术韵味，从高深学术中让人获得深入浅出的知识，足见其学识渊博、写作功底深厚。如《唐代的疆域》《中国古代地图学之发展》《诗的地理》《中国的方志》《中国的行政区划及变迁》等专著，读后叫人击节赞叹。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开拓者，让中国的文化与地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自序中，回顾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指出鸦片战争对中华文化的打击，“要挽救汉文化的沉沦，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我想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应负担较多的责任。为达成此项目标，首先要认识中国文化，而我愿以身作则。”他以地图说话，以地图反映历史，以地图这个“地理科学的特有工具，济文字说明之穷”。他用图反映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城市化的进程、交通港口的发展、人口的迁移、物产矿产的分布等，甚至将历史上的宰相、进士分布，也用图表来表示，以说明中国考试制度和人才的分布状况。

陈正祥所出版的著述在世界地理学界可谓最丰富、也最受欢迎。《陈正祥教授著作目录》中收录了他在教育和学术活动60年间的中、英、德、日等4种文字的著述624种，包括专著和专刊256种以及论文368篇，这在地理学界绝无仅有。“著作等身”对他来说，不是溢美之辞。陈正祥同时也无愧于“中国地图第一人”的称号。他的一生跑遍了祖国的天南地北，研究了神州大地地理，描尽了辽阔祖国的地图。这在中国地理学界也是空前的。
上世纪40年代初，还只有20岁出头的陈正祥就到祖国西南部调研地貌，著述了《广西地理》。随后又到西北调研，撰写《甘肃地理》《甘肃之气候》《自然与人生》《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自然与人生》等著作，这些书籍是现今祖国西南、西北开发的宝贵资料。
抗战胜利后，陈正祥又出版了《海南岛地理》。他认为台湾与海南岛是祖国“东南海疆双目”，开发海南岛是祖国经济发展和战略地位的必然。在书中他不仅详细记载了海南岛的经济、社会、人口、资源、民俗等，同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屿也作了详细描述，是研究海南岛和周边群岛珍贵的历史文献。
1948年开始，陈正祥在台湾居住了十几年。他对这个美丽的宝岛很有感情，但对那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却“不适应”，后来离开台湾到香港定居。离别时，他给台湾留下了三大卷中、英文版的《台湾地志》。此书对台湾的研究深入而广泛，被台湾农学院前院长、温籍教授王益滔赞誉为“辉煌之作”。1961年，为纪念郑成功攻克台湾300周年，他撰写了《三百年来台湾地理之变迁》的论文，充满了爱国激情。
1984年，陈正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率团到祖国大陆考察。阔别40年后，对大西北进行了为期110天的考察，行程14000公里。尔后他潜心编著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结构》《自然条件的限制》《人满为患的影响》等内容。此书一经发行，就出现5种译本，被学术界称为“见解精辟，为一划时代的巨著”。是学校图书馆、地理系学生、地理科教师以及欲了解现代中国的国内外人士一本必备的地理资料书。《人民日报》专此发表书评，予以高度评价。
1987年，陈正祥又应邀回国，考察了安徽省农业及巢湖污染治理问题，结合地理学撰写了《安徽农业考察报告》和《关于巢湖污染治理意见》，他的意见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陈正祥几乎每出一本中国地理的书，就会引起轰动，被学术界看好。如1981年日本东京出版了他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地理图册》，定价高达29600日元。这在日本属于高价书，第一版竟在不到8个月内全部售完，赞扬性的书评超过40种，足以见证日本学术界对他的重视。1992年，陈正祥又编撰了超大型的《中国地志》一书。这部巨著在世纪之交出版，向全世界发行。他曾高兴地说，此书是自己晚年贡献给祖国的一份新世纪礼物。

中华民族具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可谓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地理和历史学家陈正祥认为，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西北农业大学邹德秀教授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沉积，丰富的内涵和辉煌的成就，是一块值得开垦的处女地。害虫防治与益虫利用是农事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中国昆虫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如治蝗文化与蚕桑文化便是典型例子。昆虫文化源于人类与昆虫共存的活动中。
昆虫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数目占动物界已知种类的三分之二，按分布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查历史已有三亿年之久，而人类的出现仅仅有300万年。昆虫不仅与人类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而且与人们的精神生活休戚相关。从文字到语言，从绘画到诗篇，从战争到政治，从恋爱到婚姻等等处处都有昆虫涉牵。据统计中国虫旁之字达300多个，以虫旁为姓者40多个，以虫为地名者30乡个，昆虫诗歌2000多篇，与昆虫有关的民间节日40多个……中国昆虫文化的成就在国际上无以伦比。
然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提倡知识分子的学问应该是经邦济世，总与政治相连，或更直接的说以做官为题，其他的一切均视为“雕虫小技”。杨雄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韩愈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这种偏见一直影响到今天，致使中国昆虫文化这一璀璨的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总结，加之东方文字的使用范围所限，中国昆虫文化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扬。
最早将中国昆虫文化史料集中在一起的是唐代的欧阳沟。他在公元641年所编纂的《艺文类聚》中收集了有关蝉、蝇、蚁、萤、叩头虫、蛾、蜂、蟋、尺镬、蚁、蝗及蝗的诗、赋、赞等。历代诗集、书集、史集中不乏昆虫之吟，这些邹树文(1981年)的《中国昆虫学史》中找到。中国学者真正开始文化昆虫学研究则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杨集昆在1984-1988年陆续发表了虫与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中鼠、牛、虎、兔、龙的趣闻;1987年周尧发表了《昆虫与中国文化》一文;莫容、王林瑶1993年主编的《蝴蝶—识别、浦捉、欣赏及其他》一书中涉及蝶类的诗、画、工艺品及邮品这些均为人们对中国文化昆虫学的了解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