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拜占廷帝国（G·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读后感——关于早期马其顿王朝（巴西尔一世、利奥六世时代）
马其顿王朝早期是拨乱反正、重建帝国内部的时期。巴西尔一世和利奥六世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恢复正统教会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和政治、法律重建上。恢复拜占廷宗教势力对于拜占廷的战略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正统教会向巴尔干的扩张抵消了保加尔人对拜占廷的敌对观念，加强了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对拜占廷-希腊文化的认同，重新确立了拜占廷在东南欧的霸权。与此同时，帝国的东部疆界重新推进至幼发拉底河。值得注意的是，帝国对巴尔干和东方截然不同的政策反映了马其顿王朝对东西方战略地位的清晰认识。东方是帝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拜占廷兵源、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拥有小亚细亚，帝国则可存在；失去小亚细亚，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西方是帝国霸权的基础，只要在巴尔干保有强大影响力，拜占廷就能称霸近东，领土疆界的意义不大。因此，拜占廷的西方政策注重运用宗教、政治、外交等手段，东方政策则只以武力实现。
毁坏圣像运动后期各势力的疯狂行为对帝国内部的破坏是近乎毁灭性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并非坏事。正是前代的疯狂破坏，马其顿王朝前期成为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规模编纂法律的时代。罗马法体系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法律的编纂在恢复被破坏的罗马法体系的同时取得了意义极为深远的成就。拜占廷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君权与教权的关系、政府机构与教会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了中世纪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
此时，拜占廷帝国已开始显现出中世纪帝国的特征。但拜占廷的中世纪特征是独一无二的，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观念相融合的产物。首先，拜占廷的经济制度是以小军役地产制度为主体，庄园经济居次要地位。这有别于西方的中世纪庄园经济。其次，西方中世纪各国的政治生活是以宗教斗争和等级领主控制为主，拜占廷则在完善的官僚政治体制下有序地运行。第三，虽然当时整个欧洲都受到“君权神授”思想的支配。但西方各国的“君权神授”思想强调教权制约君权，君权是由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授予的。拜占廷帝国则是强调君权至上，君权由具有神性的上帝授予的，教权被排挤于世俗生活之外。这一特点反映了一志论教派和毁坏圣像派在拜占廷人思想观念方面的强大影响。从上述经济、政治、宗教领域上看，拜占廷更类似于东方集权式的帝国。
拜占廷帝国的西方特征在宗教教义、法律两个领域。首先，在宗教教义方面，尽管东西教会分歧严重并最终分裂，但双方的基本教义是一致的，至少君士坦丁堡教会没有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特色。其次，在法律方面，拜占廷继承了罗马法的体系和观念，注重民法的修订，重视个人权利和私产，这是东方法律所不具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的官僚政治是其罗马因素的体现。但此时拜占廷的官僚政治有别于罗马帝国时期。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官僚政治仅限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仍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中世纪拜占廷的官僚政治则是一种集权和等级式的制度，官僚政治已完全支配国家政治生活的每一方面，古代民主政治的烙印已完全消失。

断断续续，前后长达一个多月看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推荐所有自诩有文墨的人一看。
总体感觉：翻译晦涩、语言半文半白，读起来拗口，须得一字一字去辨认。否则，文意便有顿转之感，更是无从落目。
黄仁宇以西方、世界性历史之眼光，用归纳法将中国历史高度浓缩，从技术角度分析其进程，以现代型的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的有效形态，剖析中国历史；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多重的朝代更迭纳入简单的哲学范畴，冷而客观，甚至有些残酷。
第一次看完，虽不甚明白，好在以前不少迷惑得以解答。读之有战栗之意，感中国命运之多坎、现代中国之路漫漫。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当下，国之富强，民之福祉，法之健全，德之尊崇，组织架构之完善，实现之难，远非一般想象。
因为看的糊涂，读后感不敢写。从网上转来一篇。
1.从大历史里面看中国的改革
大历史里面制度、社会大的变革都需要动乱，这样才能够调整利益集团。如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经历了元朝。（名词解释，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指明清，较唐宋内敛）
大历史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础建立在孙蒋毛的革命基础上，蒋建立上层框架，毛建立下层框架。文革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国改革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经革命而如此巨变，实为少有。
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看国家如何走。
a. 一个企业的改革，改革到现在，继续下去，特权官僚的存在影响了市场公平。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但诞生了官僚阶层这个特权阶级。改革如何建立一个为市场经济配套服务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能否继续不经过变乱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人莫大的政治勇气以及执行力。
b.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科技发展、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台湾、东南亚国家也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然后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面发展不足，经济后续潜力不大。按照十七大报告，国家将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几年，之所以未能够推行下去，而继续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扩大生产低层次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官员政绩与经济发展挂钩；土地、环境等要素价值低估。政府现在的一条思路是发展创业板，通过创投来带动。如何解决现有经济迷局，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2. 从大历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论、思想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世界，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构建世界。另外也是对我们的束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投资的话来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封建社会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报国，忠君是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所以更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有很多做法我们现在比较驳斥的其实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统治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问题。从当时大臣的角度来看，远远比边境军事冲突、内地发生洪涝灾害重要。
我们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百姓的民生问题、国防问题，儒家精英们根本没有想或者关注很少。固然有我们从历史后面看他们的原因，但儒家精英们的理论束缚了他们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国家，各自按照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的理想社会（或者说期望）更多考虑道德而很少考虑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期望值都会受到时代影响，不可能超脱时代太多。
所以中国历代朝廷，不论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跳出治乱交替、历史循环的怪圈。君权最削弱的明朝，君权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权最削弱，儒家精英参与统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无力应对内外挑战的朝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精英更注重对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党争）。汉人的朝廷一般党争很厉害，汉朝是党锢之争，宋朝是新党和旧党，明朝是东林党。这种情况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讲求形式，从道德上治理国家。
异族建立的政权反而更能够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清朝对救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清朝军事体制改革的活力也远超历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绿营，绿营不行了就团练。所以清朝统治者反而内政外交上远胜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图面积也是中国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这些版图的扩大，西藏、新疆纳入版图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康熙、乾隆朝发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绿营组成，国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儒家制度。
从大历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临三个任务：军事上抵御异族入侵；经济上发展；维持自身的统治。现实中每个朝代的最终选择是维持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希望能够延续下去，而忽视了前两个任务。
对于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们是过去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很多方面有大历史的观点，用大视野来观察、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终要能够指导实践，实践永远是对的，不要被思想束缚。我很相信一句话：一个做过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是做投资的，谈一下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理论，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认知。盲目相信某种投资理论或者排斥某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积极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华。但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投资经验与思考。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证券市场只有两种人能够赚钱，一种人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与理念；另外一种人是彻底没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钱托付给第一种人。独立思考的人相当大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理论或者死守着自己过去的某种理论不放。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对的，以专业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金钱得失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
用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思考中国股市、经济发展史，也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会对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从大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从封建小农社会转型为现代经济国家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经过了曾国藩、孙蒋毛等伟人的努力，黄仁宇认为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想当初百日维新的时候，精英希望能够很快使得国家转型。通过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对应的商业社会组织框架，很难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转变不仅需要上层的改变，也需要下层对应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同样如此。
人的显形意识相当于国家的上层组织，下面还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当我们接受某种观念，希望推动自己转变时，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最起码推动自己习惯、对待事物的情绪反应方面转变以后才能说转变进行中。
继续回到投资。价值投资对很多人很难，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对股价波动的脱敏，脱离股价的束缚。很多人股价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幸福感，这样是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另外一个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理念系统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进。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很重要，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资理念与系统的建立需要一步步来，能够对一个月的局势变幻有心理准备，那么就能够对三个月，接下来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士一定要经历两轮牛熊转换，通过实践来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中国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绅是不当差，不纳粮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础上的。大量兼并只会导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负加重，从而社会动乱，进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照样发生了天平天国运动。
公平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是机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结果的公平。科举制度提供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没有出现出现灾荒后，官员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居然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这种情况。但结果的不公平照样导致社会不稳定，朝代更替。所以整个社会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也要做点结果公平的事情。
5. 国家制度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国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国好吗？五代十国分裂的时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样缴纳岁币。
欧洲国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满了创新，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欧洲人口从来没有中国多）发展出来的文明征服了世界。
所以大国对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国是联邦制。中国94年分税制，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权利，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当多成了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
6. 一个假设
假设宋朝没有被元朝灭亡，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应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否会产生革命，从而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当时的中国缺乏配套的信用等体系，可以在后续发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们很难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迹象。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稳定家庭，积极促进事业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