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严监生
　　作品中主要写了严监生的三件事：其一是代恶兄严贡生消弭官司，破费银两；其二是扶妾为正，悼念亡妻；其三是弥留之际，伸出“两个指头”。
　　严监生名严大育，字致和，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虽则胆小，但并非善良之辈。他妻子病卧在床，生命垂危，侧室赵氏假意殷勤，骗取正妻王氏答应把她扶为正房，王氏刚一吐话，严监生“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只这一件事，就把严监生外柔内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质揭示出来了。从整个一回看，严监生替哥哥还钱，贿赂王德王仁，与赵氏完婚，为王氏办丧事等等，一年之内，着实花了不少钱，单发丧就用去四五千两银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大方。正相反，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严监生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中有悭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怜的一面，还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钱作为护身符，来消灾弭难，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王氏死后，他深情悼念，“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不是“做戏”的眼泪，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这里写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于他没有家族优势，至死也怕严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至于对财产的聚敛，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剥削来占有；二是靠惨淡经营，精打细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他爱财、聚财，但有时不乏慷慨。这是与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功名地位的处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并不甘心屈从别人，这种心态在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中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他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得有功名权势，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风凛凛。临终前的一席话，可谓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总之，他是一个在统治阶级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啬、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对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畸形灵魂多层面发掘，有利于全面领会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转多姿的笔力。
　　(2)严贡生
　　严贡生是一个欺压百姓、六亲不认、横暴贪婪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写他的性格时，主要是通过他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揭露他肮脏可鄙、寡廉鲜耻的灵魂。他明明是扣住了人家的猪，非但不还，当人家来讨猪时，还“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折了人家的腿；他明明没有借钱给人家，却偏要人家还利息，中人求情也不肯，硬是把人家的“驴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他明明是想不给人家船钱，却故意用几片云片糕设下圈套，装模作样地说船艄公吃的是他的名贵的药物，价值“几百两银子”，并发怒要把船家送到汤老爷衙里问罪，赖了船钱才扬长而去了；他明明要侵吞同胞兄弟的家产，却硬不承认赵氏已经扶正的事实，把赵氏赶到厢房去住，仍以妾相待，并说什么“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通过以上种种典型事实的描写，揭露了严贡生欺诈、蛮横、贪婪的卑劣本性，使这个劣绅的丑恶嘴脸呈现于读者面前，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讽刺意图，揭露了罪恶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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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评论
　　1.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葛朗台、阿巴公相比，他的性格更具独特性。首先，他的吝啬已不再是共性的寓言式的特征，而是从人物的特定的生活经历、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活生生的个性。严监生守着祖业，每晚算账到三更，精打细算地盘剥农民，克扣家用，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往里抠，居然抠下了十万多银子。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性十足的剥削方式，养成了一种胆小的吝啬。他舍不得银钱去结交官府，在小县城里，十万财富反而使他成了“有头发可抓”的冤大头。他的哥哥严贡生虎视眈眈，窥伺着他的财产，几个侄子“就像生狼一般”。偏偏严监生只有赵妾生了一个儿子，又太年幼，迫使他不得不把赵妾扶正，好让儿子继承财产。为此，就要大把地把银子送给妻子王氏的兄弟，偏偏两位舅爷又是敲诈的能手。于是，这个守财奴便陷于腹背受敌、杯弓蛇影的境地，他的吝啬越来越染上了忧心如焚的色彩。然而，严监生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他不同于《吝啬鬼》中的阿巴公，……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表现得如此直接和纯净，不受父子之情的任何干扰。而严监生的“吝啬”就不同，它是和别的感情交融在一起的。他虽然悭吝成性，贪婪成癖，但又有“礼”有“节”，不失人性，既要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保护住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能拿出十几两银子来平息官司；在夫人王氏去世时，修斋、修七、开丧、出殡等竟花费了五千两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是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特性与丰富性。
　　(摘自齐裕、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
　　2.吴敬梓讽刺的矛头虽然总是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但体现在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鲁迅说得好：“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如写严监生临死时，因为多点了一根灯草，便伸着指头迟迟不肯瞑目。这就不仅仅是严监生个人特殊性格，而且反映了地主阶级极端悭吝的本质，是具有普遍性的。
　　《儒林外史》还有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善于在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挑选典型性的情节来表现性格，而这些情节正是日常发生、普遍存在着的。如严贡生吹嘘自己“为人直率，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话正说着，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对他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猪羊鸡鸭走进人家宅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严贡生关了别人的猪，向人勒索钱，就典型地表现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横霸的性格。关于严贡生赖船钱的描写也是同样精彩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讽刺描写。虽然《儒林外史》中也用夸张的手法，但更多的是白描。作者所描绘的事物总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一经指出便觉“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摘自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
　　3.《儒林外史》语言的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作者经常能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有时由于一个字用得很恰当，使人物“情伪毕露”。如严监生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间侍奉汤药，极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时，甚至祈求菩萨宁愿替她死。但当王氏死前对赵氏说了“何不向你老爷说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之后，作者紧接着就写“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这一个“忙”字，就把赵氏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同上)
　　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儒林外史》的作者，就是运用了准确、鲜明、带有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的，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如严贡生说话刁钻凶恶：“严贡生发怒道：……骂毕，扬长上了桥，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在这里，严贡生是硬把云片糕说成价值几百两银子的珍贵药品，紧接着是省里“张老爷”、四川“周老爷”、县里“汤老爷”，一口一个“官”，一声一个“打”，胡赖中紧跟着威吓，而且着重在威吓，因为这个谎扯得太离奇，不如此讹不住人家。一个刁钻、凶顽、卑劣、无耻的恶棍形象，跃然纸上。几个上船劝解的脚夫所说的一番话也很有意思，它表面上是句句责备船家不是，骨子里却字字揭穿严贡生的无赖行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进他卑污的心灵，以至使色厉内荏的严贡生听了不得不赶忙“转弯”溜走。在这里，被压迫者雪亮的眼睛、正义的行动、机智的斗争艺术和对严贡生、官府的敌视鄙视的心情，都从那声口语里表现了出来。
　　(摘自王俊年《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5.另外两个丑陋的封建文人典型形象是严监生的两位舅爷——王德和王仁。这两个人，既不同于严贡生之恶，也不同于严监生之吝，而另具一番“贪”的神貌。
　　作品对这两个丑类的揭露是不动声色地悄然展开的。他两人，王德是府学廪膳生员，王仁是县学廪膳生员，都按月在官府领取膳米，而且“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照常理，这已是很有身份名声的了，但我们全不见其“道德文章”，能看到的却是“文人无行”。
　　严监生因为哥哥严贡生逃讼而去，只得出面了结官司，请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来商议。事过之后，严监生又治办酒席款待这两人，他俩先是“拿班做势”，不肯来；来了以后吃酒时要行“状元令”，中一回“状元”吃一杯酒，他俩中了几回“状元”，却“吃了几十杯”，见严监生一回也没中，“二人拍手大笑”，最后“吃到四更尽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整个一副饕餮贪杯的丑陋嘴脸，哪有一点温文尔雅的模样。
　　除了一些细节之外，这两个秀才的肮脏贪心和下作面目更集中地体现在替妹夫把妾“扶正”的前前后后。
　　严监生之妻王氏病危，妾赵氏假意殷勤，实际上逼迫王氏答应把她“扶正”，顶替王氏死后的夫人座位。严监生巴不得如此，忙请两位舅爷相商，那王氏二兄弟听了，“把脸木丧着，不则一声”；待到严监生唤小厮取来银子送与他们每人一百两，“二位双手来接”，旋即变了面孔，屁股整个移到对方一边，把个亲姊妹全然撇在一边，来为严监生着想了。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好像他比严监生还清楚扶妾为正的重要性；而那王仁索性拍起桌子嚷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在他看来，置姊妹病危于不顾，反替妹夫扶小妾填房乃是儒生至高无上的“理”，孔子也就不过如此。其后，王仁又道：“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这点儿银子的效力真是无比，弄得两位舅爷立场大变，亲自操持为妹夫之妾行填房大礼。
　　赵氏“扶正”之日，即王氏“归天”之时。这是场道地的闹剧。按情理王氏兄弟应照应自家姊妹，但他们不，他们反倒为严监生撑腰，声称有他二人在，“谁人再敢放屁!”整个是为虎作伥的帮凶相!果然，当时他们又是各自得了五十两银子，现金交易。那王仁又亲为严监生“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真是卑下无有过于此者。待到王氏死了，赵氏欲披麻戴孝，“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银子的作用下，这两位“铮铮有名”的秀才要钱不要脸，要钱不要亲姊妹，分明是下三烂的市侩，哪见一点“儒雅”的影子?
　　令人瞠目的两位秀才“播种”必有“收获”，先是“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无算。”之后又每人二百两银子，做盘费赶考去了。
　　这一回目中人物的性格塑造最为成功，情节也很集中。四个无耻文人既有卑庸腐俗的共性，又都各有独到个性，恶、吝、贪、卑，各具情态。在全部《儒林外史》中，这些形象都是极富典型意义的。另外，作者这里的笔触也极细极工，就连人物的名字也设计得颇见匠心。譬如严家兄弟，老大名“大位”字“致中”，老二名“大育”字“致和”，合起来正是曲阜孔庙大成殿匾额上的四个字“中和位育”，是儒家的核心口号，“中和”是目的，不偏不倚，谐调适度；“位育”是手段，各守其分，适应处境。单就这四个字来说，自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远非一两句能说清，但它是极严肃的儒家口号是不错的。但我们看看用了这几个字作名字的两位儒生——小说家的深刻尖锐的讽刺不也在这里么?另如王家兄弟名字亦取自儒典《论语》中“据于德、依于仁”的句子，一个名“德”字“于据”，一名“仁”字“于依”，可我们看看他们那嘴脸，可配得上这几个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