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的内容其实很容易概括：一个从乡下随母亲到城中村生活的、叫胡蝶的女孩，听信了“王总”的诱骗，坐上了前往深山的狭窄客车，她的城市梦在最精彩的时候戛然而止。余下的故事虽然占了整篇故事的大头，但不过是一个无助的女人余下琐碎的后半生，在此不再如何详述。本文虽名为读后感，但笔者想写的更多是贾平凹与他的寻根文学，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中映射出的、在父权社会消弭之后不可避免随之消亡的、而其本人却又在积极找寻的极富争议的传宗思想。

贾平凹作为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小说作品无不具有很深的土地情节。他从不避讳自己是农村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城市新居民”；在诸多文学作品中也直言呼吁对农村需要保留和重视。在同代作家时尚伤痕文学时，他写道：“……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他批驳着知青们的无病呻吟，似乎像是一个格格不入的文人；当然，不合群是无法做院长，做作协主席的。《极花》为他带来了诸多争议：尽管故事有原型，尽管农村人口流失导致无法延续后代、城市化加速了农村消亡的进程这些都是事实，但他本身并非记者。身为一个非纪实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是必然带有观点和理念输出的；而读者从他的书中读出的是对拐卖者的深表理解，是对过往父权社会的怀念，这无疑是新老价值观的一次剧烈碰撞。贾平凹依旧写陕西的穷乡僻壤，以受害女性的第一视角行文，一切故事的发展也颇合逻辑——从激烈反抗到接受事实，死了逃离的心，在这片土地生活下去。然而细看，在真实的框架甚至是真实的细节之下，却有着不被主流舆论接受的内核所在：被拐卖的女性一定是想飞上枝头的，一定是想嫁给一个城里有钱人的，一定是农村人而披着城市人外皮的，一定是爱美而没有文化的，而被母亲寻回一定会被无良媒体反复揭开伤疤不得安生的。即便一切如此，她的归宿就一定是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为男人“传宗接代”吗？如果媒体是丑角，城里人是丑角，甚至于主角本身也是丑角，那么“淳朴”的买主是什么？

贾平凹将农村转型和消亡的原因一部分归结为女人们的出走；可农村女性缺少的一个极大的原因是不能回避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从某一角度来看，农村光棍多这一现实颇有些因果论的意味。尽管如此，笔者个人认为，他并非现在人爱讲的“仇女”性格，他对于女子的母性还是多加褒扬和敬仰的。

小说话题本身敏感，作者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个天然的立场，但一个社会现象千人千面，能引发人们的反思和思考本身也证明这是一部佳作，也更适宜心智成熟的读者去看。回归到寻根文学的“道德正义”方面，积弊陋俗必然会和社会公义产生冲突——尽管或许作者本人并不认为这是陋俗；但文学允许差异存在。在本身就代表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中过于纠结道德正义，或许只是笔者没有必要的自问。

（文章写于202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