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济南老商埠，百年沧桑里隐藏着济南历史上第一座公园——中山公园。像我这样的老济南，自然是曾经的常客，恍然间已是三十年没有来过。洒满阳光的记忆中，有哈哈镜、有旋转木马，第一次喝酸奶、第一次开电动车，留下了最真纯的记忆。仿佛记得从人民公园到中山公园，名称有些变化，至于其中的纷扰，就不是孩子们考虑的问题了。偶然的机会，让我与公园再次结缘，留下的乃是全新的感受。

　　从南门甫入公园，首先来到逸仙轩，见到的是记忆中从没有过的中山半身像。藤蔓之下，传统与现代合璧的回廊里，悬挂着中山先生的介绍，回归了公园的精神内涵，让生活在城市的人民，有机会想起国父。前行不远，是一方庭院，树立着中山先生的立像：一身传统的民族服装，手持煌煌方策，凝眸远方。给我印象最强烈的，则是八角形基座上的几行大字：从八目、八德到天下为公，无非传统儒家的纲领，昭示着中华民族赖以光大的精神。原来如此。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不仅在于革命，更在于在历史转折点上，继承了中华民族赖以自立的道统，守住了民族的精神命脉。所谓国父，不仅是一代政权的开拓者，而是为我们指引了民族的航向，开辟了历史的进程。

　　二、大道

　　从《大学》开篇中“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到“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性修养，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再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化的大思路，从“尽己之性”到“尽物之性”，直到“赞天地之化育”，人本主义的底色在精诚中展开。尊重人、爱护人、发展人，乃人类文明的大道。我想所谓道统，只有守住自己的根和魂，才能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中山先生提倡的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构建着东方文明的人文精神和伦理秩序，来自于人类的良知与五千年积淀，足以成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文化源泉。《管子》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今这些赖以自立的中国精神，似乎变得模糊，但又流淌在血液中。曾几何时，汹汹而来的“打倒孔家店”，摧毁中华文化的支柱，使文明古国丧失文明。而今，我们可以不知道什么叫八德，但倘若走向它的反面，便只剩下卑微。

　　继承中华民族的道统——中山先生以此归纳从事革命的意义，在现代中国重构之际，既守住脉络，又顺应潮流，这正是中山思想的伟大之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归之于天”，伟人的生前也许无力回天，但伟人所以成为伟人，不在于一时鞭笞宇宙，而在于为民族启示的大道终将光大。我曾经疑惑，为什么塑像的基座不是刻上三民主义，而是儒家信条？充满现代精神的三民主义纲领，与中华道统又有何关系？而今看来，中山先生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人群之需要，适应世界之潮流”，所谓道统来自于文化的内核，至于文化的范式，则在与时消息乃至相反相成之中。

　　中华文化立足于人性，从人的良知开始，推到天下太平，既富有现世精神，又憧憬大同的彼岸。这种博大而平易的文化气度，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与科技文明的昌明，必将愈加光大。与西方文明不同，主宰中国人灵魂的不是幽冥中的上帝，中国文化不是立足于天堂地狱、灵魂救赎，而是始终以人为本。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维系与发展，立足于伦理道德，儒家的礼义德化而非宗教的信仰，支撑起了中华文明的殿堂。

　　于是，在中山先生的阐扬中，恢复全部国粹，恢复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和固有能力，成为唤醒中国精神的重要主张。中山先生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又说：“有了良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久治安。”现在看来，倘若失去固有精神的支撑，丧失共同信条的维系，一个社会便譬如建于沙堆之上。董仲舒所谓：“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益无益也。”中山先生以德为本的立政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相结合，得到了印证。走过历史的歧途，国人对国父的记忆已经模糊，但经过时光的筛选，才发现其中的珍贵。

　　三、转折

　　近代以来，雄踞东方的中华文明，不可阻挡的卷入了全球化潮流。面对西方物质文明，国人始而不屑一顾，终而信心瓦解。国民心理，或泥古而不知变，或媚外而不知本，在中华文明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中进退失据。诚如中山先生所言：“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清民之际，数十年间，人心骚动，九州幅裂。在国家道路阻绝、文化自信丧失的中国大地上，各种思潮汹涌澎湃，一时间背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思想大行其道。思想的分裂，文化的崩塌，又从深处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向西方认祖归宗——中华文化的道统不绝若缕，一幕幕文化自戕的惨剧正在上演。

　　在中华文化存亡继绝的关头，中山先生浩然以道统自任，明确提出：“予之革命也，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山先生的一生，周游列国，博览群书，洞察中外得失、文明利弊，当国家危若累卵之际，自信的指出：“欧洲所以驾乎中国之上，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学欧洲，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历史证明，这种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的气魄，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唯一选择。

　　从历史来看，没有那个民族的复兴可以脱离自己的文化根基，必然向历史源流寻求力量。远在汉武时代的复古更化、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开创了历史的新篇。开启西方近代文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也是向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寻求力量。历史不可能倒退，但历史的发展不能脱离本源，没有谁能凭一时的铁腕改天换地。文化复兴不是复古泥古，中华文化也绝不等同于古典文化：“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何古之循？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开放包容，随时损益，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而不是削足适履，凝滞于文化的范式。其中总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因为不变的乃人的天性，董仲舒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换个西方的说法：便是自然法，如希腊三哲所言，存在永恒不变的标准，或者说是马克思的普遍规律。

　　而今历经文化的浩劫，中华文化的复兴，成为当代重大课题。中华文化的发展，除了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最根本的是“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山先生的启示得到了印证。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中山先生不愧是近代中国一先知先觉者，我深信他的思想里，终要发生出一种大力量。”用中华文化的话语说，就是道和道统的力量。

　　四、追梦

　　纵观中山先生为中华文明制定的方案，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维度，囊括政治文明、社会经济建设，展开了一整套的建国方略。文化传统与世界潮流、文化继承与创新转化的当代命题，早已融汇其间。其中的思想，久而弥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进程有不同的发展与表达。

　　《易经-同人》云：“君子以族类辩物”，民族精神乃人类天然的情感。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主义精神，在那个一盘散沙的年代，唤醒着国人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中山先生早已预见，面对人类文化的激荡，“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纵观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的中国梦，首先便是民族意识的觉醒。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民族复兴最伟大的精神力量。

　　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的中国政治理想，贯通于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主张。从以党治国到依宪执政，现代中国政治文明正在漫漫重构之中。其中，坚持执政党的统一领导和以法治国，实现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治理与民主参与，应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而这些大思路，都可以在中山先生哪里找到源头。

　　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生主义的思想，扎根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精髓，把民生——人的需要，当做社会进化、国家治理的根本，浸透着“博爱”的儒家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回以经济建设为根本的正途，正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号召，实现了经济腾飞与国力恢复。民族复兴，取决于道路选择与文化自觉。

　　五、结语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从道统的继承，到文明的重构，国父的伟大，在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文化自信的命题，使文化复兴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只要我们继承中山先生以来的伟大理想，坚持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定能重现中华文化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