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代表作《阿蒙森》在线阅读

发布时间: 2019-05-26 04:48:50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故事 点击: 132

10月10日,诺贝尔奖最具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揭晓,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因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最终折桂。《西部》杂志2019年第八期周边加拿大小辑刊发了她的短片小说《阿蒙森》(艾玛译)。在此贴出这篇小说以飨读者,并向爱丽丝门罗表示衷心的祝贺与祝

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代表作《阿蒙森》在线阅读

  10月10日,诺贝尔奖最具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揭晓,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因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最终折桂。《西部》杂志2019年第八期“周边•加拿大小辑”刊发了她的短片小说《阿蒙森》(艾玛译)。在此贴出这篇小说以飨读者,并向爱丽丝•门罗表示衷心的祝贺与祝福。

  艾丽丝·门罗(AliceMunro,1931—)加拿大女作家。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曾凭着短篇小说集《好荫凉之舞》、《你以为你是谁?》和《爱的进程》三度获得加拿大总督奖。还曾赢得布克国家文学奖。欧美评论界公认她为目前世界文坛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女作家。

  周边·加拿大小辑

  阿蒙森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着

  艾玛译

  我坐在车站外的一张长凳上,等着。火车抵达时车站开放,但现在关着。还有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端,两膝间夹着一个细带子的塞满油乎乎纸包的袋子。是肉——生肉,我能闻出来。

  穿过铁轨就是电动火车,空空的,也在等着。

  未见其他旅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将脑袋探出车站的窗户喊道:“森!”起初我以为他喊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山姆”(疗养院“San”与英文名“Sam”发音近似)。另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男子也恰好在房子的另一头出现,他穿过铁轨上了那辆火车。那个带着油乎乎纸包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于是我也站起来跟上他们。从街道对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一栋黑木瓦的平顶屋大门洞开,放进来几个男子,他们头上扣着帽子,随身携带的午餐盒拍打着他们的大腿。从他们弄出的动静来看,你会以为火车随时会从他们身边跑开,但当他们在火车上落座之后,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火车一直等着。那几个男子清点人数,发现有人落下了时,他们告诉司机现在还不能开车。后来有人想起来,那个落下的人其实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火车开动了,虽然我说不清司机是否留意到或是听见了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男人们在林中的锯木厂下了车——这段路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不久,覆盖着白雪的湖泊进入视野,湖前有栋长长的白色木屋。那个女人整理好她的包裹后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司机又喊了声“森”,车厢门开了,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那位拿着生肉的女人打招呼,生肉女人说今天真是个阴冷天。我跟在生肉女人后面下车,她们都尽量避免朝我看。

  车门砰一声合上,火车接着往回开去。

  四周静下来,空气冷得像冰。看上去脆脆的桦树那白色的枝条上满是黑色斑点,一些小而凌乱的常青植物像笨熊一样卷成一团。冰冻的湖面并不平坦,湖边积雪成堆,就像是波浪在落下的瞬间变成了冰。那栋房子,有着一排排精心设计的窗户,两端都带着别致的玻璃回廊。一切都拙朴而富有北方风情,在高高的飘着云朵的穹顶下显得黑白分明,看上去是这样宁静,充满无穷魅力。

  但桦树皮根本不是白色的,当你走近些,你就会发现它们是浅浅的灰黄色、灰蓝色,甚至是灰色的。

  “你要去哪?”生肉女人大声对我说,“探视时间三点就结束了。”

  “我不是访客。”我说,“我是新来的老师。”

  “嗯,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女人带着一丝满意说道。

  “你最好跟着我。你就没有个行李箱吗?”

  “站长说回头他会给我捎过来。”

  “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迷了路。”

  我说我驻足不前只是因为这儿的一切太美了。

  “有些人会这么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身体好,又有闲。”

  我们再鲜有交谈,直到我们进入远在房子另一端的厨房。我没有来得及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获得了关注。

  “你最好在踩脏地板前把它们脱了。”

  我蹭掉靴子——没有椅子可坐——把靴子放在女人放鞋子的毡子上。

  “把它们都拿着,带在身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它们。你也最好穿着你的外套,衣帽间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没有灯,只有一个我够不着的小窗户。这就像在学校里受了罚被送去关黑屋。是的,同样的从未真正干透的冬季衣服的味道,浸透脏袜子和臭脚丫气味的靴子味道。

  我爬上长凳依然看不到外面,架子上到处扔着帽子和围巾。我发现了一个装着无花果和椰枣的袋子,一定是有人偷了它们并藏在这里准备带回家去。突然,我感到了饥饿,从早上起,除了在北安大略吃过一片干奶酪三明治,我还什么都没吃过呢。但我顾及贼偷贼的伦理,而无花果也一定会塞在牙缝中出卖我。

  有人走进衣帽间时,我正好也从长凳上下来了,时间刚刚好。

  不是帮厨的人,只是一个穿着笨重的冬装外套、头上裹着条披巾的女生。她冲进房间——书掉到长凳上,散落了一地。她一把抓掉围巾,纠缠在一起的头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靴子被踢松了,从地板上飞掠而过。很显然没有人能抓得住她,这只会让她在厨房门口就将他们震飞。

  “哦,我差点撞到你。”女孩说,“从外面进来时这里太暗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冻僵了吧?你是在等谁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啊,你用不着等太久,我刚刚才和他一起从镇上乘车回来。你不是病了,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会来这儿,你会去镇上找他。”

  “我是新来的老师。”

  “是吗?你从多伦多来?”

  “是的。”

  有一小会儿的停顿,或许是出于尊重。

  然而不是,她只是在研究我的外套。

  “真好看。衣领是什么毛的?”

  “波斯羔羊毛,实际上,是仿毛的。”

  “我都被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他们让你在这儿等什么——这儿能冻掉你的屁股。抱歉。你想见医生,我给你带路,我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差不多一出生就住在这儿了,我妈管理这厨房。我叫玛丽,你呢?”

  “薇薇,薇薇恩。”

  “既然你是老师,应该叫女士,什么女士?”

  “海德女士。”

  “鞭打你一顿。”她说,“对不起,我刚好想起这个。如果你是我的老师,我会很高兴的,但是我不得不去镇上上学了,这是些愚蠢的规定,就因为我没有结核病。”

  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一边带着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常见的医院走廊。打蜡的油毡,暗淡的绿色油漆,还有一股子防腐剂的味道。

  “到了。或许我可以让雷迪准许我转学。”

  “谁是雷迪?”

  “雷迪·福克斯,源自一本书,我和安娜贝尔就从那会儿开始这样称呼福克斯医生。”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事就发生在这儿。我今年上高中,安娜贝尔从未真正上过学,我还在公立中学时,雷迪让老师容许我更多地呆在家里,这样我就可以陪伴安娜贝尔。”

  她在一扇半开的门前停下来,并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好吧,玛丽,你这一天在外呆得够久的了。”

  她闻声而溜,剩下我独自面对一个体态清瘦、中等身材的男子,他那红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在走廊人造光的映衬下显得亮晶晶的。

  “你已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自己就有许多可说的,她不会在你班上学习,所以你不用每天都忍受这些。大家要么喜欢上她要么不喜欢。”

  他给我的印象是大约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起初他用那种年长男子的方式跟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未来雇主的模样。他问到我的旅途,以及行李箱的安置。他想知道我对自己将要在这片森林中生活是怎么想的,离开多伦多之后,我是否会感到无聊。

  “丝毫没有。”我说,并补充说这里非常美丽。

  “这就像——就像置身于一部俄罗斯小说里。”

  起初他专注地看着我。

  “真的吗?哪部俄罗斯小说?”

  他的眼睛呈明亮的灰蓝色,一只眉毛高挑,像只小尖顶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罗斯小说,我一气呵成地读过一些,也有一些读得半途而废。但是因为他那只高挑的眉毛,他那逗乐且咄咄逼人的表情,使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以外竟想不起任何书名来。我本不想说这本书的,因为是个人就会记得它。

  “战争与和平。”

  “嗯,我们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如果这儿有你梦寐以求的战争,我想你一定早已加入了某个妇女团体并躲去了异国他乡。”

  我有些生气并感到屈辱,因为我真的不是在炫耀,或者说我不仅仅只是炫耀。我本来想解释说这里的风景让我震撼。

  他显然是那种挖好陷阱等你掉下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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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是真的很期待一位来自偏僻之地的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他说,带着一丝歉意。“教师并不是你所学的专业,是吗?你拿到学士学位后原本打算做什么的?”

  “攻读硕士学位。”我简短地答道。

  “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

  “我想我需要赚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我恐怕你在这里赚不了多少钱。原谅我打探这些,我只是想确定有天你不会逃之夭夭而使我们手忙脚乱。没有打算结婚,是吗?”

  “没有。”

  “好的,好的,现在你身无挂牵。我没有让你泄气,是吧?”

  我把头扭到一边。

  “没有。”

  “顺着过道下去是护士长办公室,她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尽量注意别感冒了,我可不想你有任何患结核病的体验。”

  “好的,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另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故态复萌。“相比那时候,这里的情况已多少改善了,我希望是这样。我已经把与这里孩子有关的,以及我想你能和他们一起做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有时候我宁愿用书面表达。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

  普通的教学法在这里不适用,一部分孩子将重新进入社会,一部分将不会。最好不要有太多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要有测试、背诵和毫无意义的等级划分。

  完全忽略分数上的事,这些以后需要的时候能补上,或许没有这些也能行。实际上技能非常简单的常识,等等,是进入世界的必需。优秀孩子又怎么样?所谓的优秀孩子?这是个令人恶心的术语。如果他们在学习上够聪明,他们就能轻易赶上。

  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大宪章。

  宁愿多些画画,音乐,故事。

  游戏也是很棒的,但要小心不要过度兴奋和设置太多的竟争。掌握好压力和无聊的尺度是一种挑战。百无聊赖会使人缠绵病榻。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有时候管理员会将它们藏于某处。

  一切顺利。

  在第一天那些奇特而不太真实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未在此地呆过一周。我再也没有去过厨房,还有那个员工们放衣服和窝藏赃物的房间,以后也可能不会去了。医生的办公室类似禁地,护士长的房间则完完全全是个问询、抱怨和进行日常事务安排的地方。护士长本人又矮又胖,面色红润,戴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向她要求什么好像都会使她吃惊并为难到她,但最后似乎也都能得到解决。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她在那被视作医生的特别代表,令就餐气氛阴沉。大部分时候她呆在她自己的宿舍。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位注册护士,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告别了退休生活再次投入工作,以履行他们的战时职责。当然,还有助理护士,都在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更年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婚,或已订婚,或是正忙着订婚,通常是和些在服役中的男人。如果护士长和护士们都不在,她们就一直聊天。她们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怎么样,虽然她们中有人认识去多伦多度过蜜月的人。而且她们也不关心我的教学进行得怎样,或者我以前是干什么的。这并不是说她们粗俗无礼——她们递给我黄油(叫黄油,实际上不过是橙色条纹人造黄油,在厨房染的色)。她们告诫我不要吃牧羊人的馅饼,她们说那馅饼里有土拨鼠——在她们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置信。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每次收音机里开始播新闻时,她们就调到音乐频道。“搂着玩偶舞翩翩,长袜有洞也似仙……”

  她们也畏惧福克斯医生。一是因为他读过很多书,另外她们也说没有人会像他那样不留情面,如果他想。

  我不清楚她们是否认为读过很多书与不留情面之间有什么联系。

  出勤学生的人数总在变化,有时是十五,有时减少到半打。只是在上午有课,从九点到中午。当孩子们发烧或是体检时,他们就不用上学。而当他们坐在教室里时,他们总是很安静,顺从,从不主动参与。他们很快就明白这不过是个伪装的学校罢了,在这儿他们被免除了学到东西的要求,就像他们免于恪守作息时间和背诵的作业一样。这种自由没有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或是以某种令人苦恼的方式懒散起来,仅仅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的歌声轻柔,他们也玩“抱抱与亲亲”的游戏,但总有一股沮丧的阴影笼罩在这临时的教室上空。

  我决定听从医生的告诫,或者是部分告诫,比如百无聊赖是健康的大敌。

  在管理员那狭小的储藏间,我发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它拿出来使用。我从最简单的地理知识开始教,海洋,大陆,气候。为什么不讲讲风和气流?乡村与城市?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为什么不呢?还有,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但他们差不多都忘了个精光,这个湖泊和森林之外的世界一点一点地离他们远去。这堂课似乎让他们振作了些,像是在和昔日好友重叙旧情。当然,我并没有马上一股脑儿地向他们倾倒这一切,对那些以前从未学习过这些知识的学生我并不苛求,因为他们生病太过频繁。

  但这就够了,也许这本身就是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组,我用教鞭指指这指指那,他们大声说出答案。我十分小心不让他们太过兴奋。但有一天,医生走进了教室,他刚晨诊后过来,我被抓了个现行。我不能冷不丁停下,但我努力让热烈的气氛降下来。医生坐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有些落寞。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一会儿,他加入到游戏中来,大声说出那些荒谬而可笑的答案,那些名称并不全错,只是出自他的想象而已。然后,他慢慢地让自己的声音低下去,一直低下去,先是喃喃自语,后来近似耳语,最后完全听不见了。以这种荒谬的方式,他完全控制了全场。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喃喃低语,模仿他。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双唇。

  他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孩子们都笑了。

  “见鬼为什么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这就是海德女士教给大家的吗?瞪着一个没招谁惹谁的家伙?”

  笑声更大了。但还有孩子依然不能自已地盯着他,渴望看到更多的古怪。

  “继续吧,你们就继续胡作非为吧。”

  他向我道歉打扰了教学。我开始向他解释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这儿看起来更像所学校。

  “虽然我赞同您关于压力的观点。”我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同意您在指示里所说的话,我只是想——”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些偶尔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碎片,我从不认为它们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重——”

  “你是对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否则他们总是无精打采的。”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解释。”他说,然后走开去,接着又转身半心半意地道了个歉。

  “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这个“时间”,我想,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他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麻烦,一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助理护士那得知,有人在早上的手术中不幸离世。我感到自己先前的生气完全是无理取闹,我觉得自己比傻瓜还要糟糕。

  每个下午都无所事事。我的学生下楼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有时候我也想这样,但我的房间很冷,被褥又太薄——一定是结核病患需要更暖和舒适些。

  我,当然,没有结核病。可能他们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节省了些开支。

  我昏昏欲睡,但却无法睡着。为了冰冷的午后的阳光,头顶上不时传来将带轮子的床推到走廊去的轰隆声响。房子、树,还有湖泊,都不再是我第一天看到的那样,那时我被它们的神秘与肃穆吸引。在那一天,我还相信自己不引人注意,现在看来似乎都不是真的。

  老师在那,她要干吗?

  她在看湖呢。

  为什么看湖?

  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有的人真是幸运。

  偶尔我逃过午餐,即便它是我薪水的一部分。我去阿蒙森的一家咖啡厅吃饭。波士顿咖啡,和一个三明治,罐头鲑鱼三明治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还有的话。经过精心挑选的鸡肉沙拉。不管怎样,在那我更能感到轻松,似乎无人知道我是谁。

  或许我错了。

  咖啡厅没有女盥洗室,于是你不得不穿过啤酒屋的入口去隔壁的饭店。啤酒屋又暗又吵,散发着一股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扑面而来的阵阵香烟和雪茄烟雾能呛得你跌个跟头。但是伐木工们,那些来自锯木厂的男人们,决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冲你尖叫,他们深陷男人的世界,大声说着自己的故事。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找女人,实际上他们更渴望的,可能还是如何摆脱那种羁绊,暂时或者永远。

  医生在那条最主要的大街上有间办公室,只是栋一层的小建筑,所以他住在另外的某个地方。我碰巧从助理护士那知道没有福克斯夫人。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我发现一栋房子,可能是他的,一栋灰泥抹顶的房子,前门上方有个天窗,窗台上堆著书。这地方看上去有些萧瑟,但显得井井有条,能使人联想到一种最起码的考究舒适,一个独身男人、一个自律的独身男人能设法做到的考究舒适。

  镇中学就在居民街的尽头,一天下午,我在那儿的广场上遇到了玛丽。她正在参与一场雪球大战,看上去是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战争。她看见我,大声喊道:“嗨!老师!”并把一个雪球在两手间随意地抛来抛去。她漫步穿过街道,“明天见!”她扭过头去说道,多少有些像是警告谁也不能跟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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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家去吗?”她说,“我也要回去,我以前常搭雷迪的便车,但是他下班总是太晚。你要怎么走?搭电车吗?”

  我说是的。玛丽说道:“哦,我可以带你抄条近路,你也能省下车费。是条林中小径。”

  她带着我爬上了一条狭窄的仅能容身通过的小路,这条小路在小镇上方延伸,穿过森林,经过锯木厂。

  “这是雷迪常走的路。”她说。

  在锯木厂后面,在我们下方的树林中,有几块丑陋的砍伐地和几间小木屋。显然有人住在那,因为有柴堆、晾衣绳和袅袅炊烟。从一间小木屋中跑出来一只狂吠乱叫大得像只狼的狗。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砸了过去,正中那狗的两眼间。狗急转身跑开,玛丽又团起一个雪球准备在它的屁股上再来一下,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跑出来喊道:“你快要打死它了!”

  “打死这垃圾才大快人心呐!”

  “我会让我老伴也这样对待你的。”

  “等着那天吧,你那老家伙连狗屎房子也打不中。”

  那狗隔着段距离跟在我们后边,不时发出虚张声势的吠叫。

  “我能摆平任何一只狗。别担心。”玛丽说,“我打赌我也能摆平一头熊,如果我们遇到的话。”

  “这个时候熊不是已经冬眠了吗?”我被那只狗吓坏了,但还是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

  “是啊,但你永远搞不明白,曾有只熊早早跑出来,它跑进了森的垃圾堆,我妈一转身,发现它在那。雷迪拿枪打它。雷迪过去常带我和安娜贝尔坐雪橇外出,有时也有别的小孩。雷迪有一个很奇特的哨子,能吓跑熊。它发出的声音音调很高,人的耳朵受不了。

  “真的吗?那哨子什么样?”

  “它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用嘴吹出哨子的声音。”

  我想起了他在课堂上的表演。

  “我不知道。可能他说过这样能让安娜贝尔不那么害怕。她几乎不能坐雪橇,他不得不亲自用平底长橇拉着她。有时我也跳上去,他会说:‘什么情况?这有一吨重了。’接着他会突然回头想抓住我,但他从未抓住过我。于是他问安娜贝尔:‘是什么这么重?你早餐到底吃的什么呀?’安娜贝尔从不说出来,她永远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学校里的女孩们怎样?她们友好吗?”

  “没什么人好玩时我才和她们一起闲逛。她们不值一提。安娜贝尔的生日和我在同一个月,六月。雷迪会带我们去湖上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哦,只是教我。他不得不一直抱着安娜贝尔——她不能真学。有次雷迪自己一个人游远了,我们就把他的鞋子都装上沙。后来,我们十二岁生日,我们不能像那样出去玩了,但我和安娜贝尔去雷迪家吃蛋糕。安娜贝尔一点也吃不下去了,于是雷迪开车带我们出去喂海鸥,我们往车窗外扔蛋糕,海鸥尖叫着争抢,我们都笑疯了。但雷迪不得不停下来抱着安娜贝尔,以防她大出血。”

  “那以后,”玛丽说,“那以后就再也不准我去看她了。我妈从不准我跟那些患结核病的孩子呆在一起。但雷迪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阻止的,后来他这样做了。我都快疯了。安娜贝尔再也没有开心过——她病得太厉害了。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她的坟墓,不过那儿什么标记都没有。雷迪和我打算做一个,等他有空。如果我们刚刚在那条大路上直接往前走,不拐弯,我们可能已经走到她的墓地了。”

  这时我们已走下山坡来到平地上,距森很近了。玛丽说道:“哦,我差点忘了。”她掏出一满把戏票来。“这是为情人节准备的,我们学校正排练这出戏,《萍奈福》(或作《皮纳福》)。我得把这些都卖出去,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在这出剧里演了个角色。”

  我来到医生在阿蒙森的住处,他带我过来吃晚餐。这邀请在当时看上去像是他的一时冲动。那天他在过道里碰到我,或许他也还不安地记得说过我们要找个时间谈一谈的事。

  他建议一起吃晚餐的那晚,正好《萍奈福》上演,而我有张票。我告诉了他,他说:“是的,我也有张票,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去。”

  “我觉得我好像答应过玛丽。”

  “呵,那你现在也可以觉得好像没有答应她。会很糟糕的,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尽管我没有看到玛丽并告诉她我不去了。我在他指定的地方等他,在森前门的走廊里等着。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裙子,一条墨绿色的绉纱裙,有小小的珍珠纽扣和真的蕾丝领子。双脚塞进了一双麂皮高跟鞋,外套雪地靴。我一直等到他预定的时间都过了——起先我有些焦急,护士长可能会在走出办公室时看见我,其次,他也可能忘了约会这件事。后来他出现了,一边扣外套一边道歉。

  “总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处理。”他说着话,带我绕过房子向他的汽车走去。

  “好走吗?”他问。我说是的——除了我的麂皮鞋——他没有把胳膊伸给我。

  他的车又旧又破,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汽车一样,没有取暖设备。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口气,我不想我们在那饭店里与众人挤作一团,也不想在那咖啡厅里凑合着吃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叮嘱我等房子暖和点了再脱外套。然后他急急忙忙在壁炉里生起火来。

  “我是你的管家、厨师兼服务员。”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适起来,我很快就会做好晚餐,不需要帮我,我喜欢一个人做饭。你愿意在哪儿等?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前厅翻翻书。在那儿穿着外套可能还不至于不能忍受。灯的开关在门后面。你不介意我听听新闻吧?我听习惯了。”

  我走进前厅,或多或少地有被勒令离开的感觉,我让厨房的门开着。他过来关门,说:“等厨房暖和点了再开吧。”他说完就转身回到正在播报战争新闻的CBC电台那阴沉、激动、且近乎肃穆的声音中。

  那间屋子里有大量的书,不仅仅是在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甚至地板上都堆著书。我翻了翻其中的几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喜欢成批地买书,可能他是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之作,威尔·杜兰特的历史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供应不足,虽然有几本出乎人意料的儿童经典读物。有美国内战的书,有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尤里乌斯.凯撒的征战,亚马逊河流域和北极的探险,萨克尔顿南极的破冰之旅,约翰·富兰克林的死亡探险,多纳集会和失落的部落之谜,牛顿和炼金术,以及兴都库什的秘密。这些书揭示了有人渴望知道,渴望拥有大量的分散的知识。在读书这件事上也许没人的口味是坚定而确切的,因此,当他问我“哪部俄罗斯小说”时,可能他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饱读了俄罗斯小说。

  当他大声说“好了”时,我打开门,带着这新的疑问问道:“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你认可谁?”

  “能重复一遍吗?”

  “在《魔山》中,你是最喜欢纳夫塔,还是最喜欢塞塔姆布里尼?”

  “说老实话,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同情心,但纳夫塔更风趣。”

  “他们在学校这样教你的?”

  “我从不在学校读这些。”我冷冷地说道。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只眉毛又挑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这儿有什么令你感兴趣,你随意好了,请随时来这里阅读。我想你应该没有生壁炉的经验,我这有个电取暖器,我会把它装好。就这样吧?我可以很快给你搞一把钥匙。”

  “谢谢你!”

  猪排,速食土豆泥,罐装豌豆。甜品是从面包房弄来的苹果派,如果他能想到加热一下会更好。

  他问起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家庭。他说他猜测我应是在中规中矩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的祖父是一位开明的牧师,差不多就是保罗·蒂利希那类的。”

  “是吗?开明的基督教小孙女?”

  “不是。”

  “感动。你会觉得我粗鲁吗?”

  “看情况啊。如果你一直像个老板一样盘问我的话,是的。”

  “那么我就继续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服役,我猜。”

  我说:“在海军服役。”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到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也从未接到过他正式的来信。

  医生起身拿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巡洋舰。”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会儿后,我可以让他发射鱼雷,像巡洋舰常干的那样。

  “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的茶里加糖还是加盐?”

  “都不要,谢谢!”

  “很好,因为我也什么都不加。你知道,看上去你在撒谎——你的脸红了。”

  如果我以前没有脸红过,那么现在我脸红了。我从头到脚都染上了红晕,汗水在我腋下流淌。我希望不至于毁了我的裙子。

  “我一喝茶就浑身冒汗。”

  “哦,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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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不能更糟了,我打定主意要还击。我把话题切换到他身上,问他如何给人动手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那样把病人的肺一切了之?

  假如他带着嘲讽、带着更多的优越感回答我——可能这是他所认为的调情——我相信我会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也许他也知道这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当然,清除带病的肺叶近来也越来越流行。

  “但那样你不是会失去一些病人吗?”我说。

  他一定认为又可以开开玩笑了。

  “当然,但是他们能去哪?跑去藏在树林中——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去哪,投湖,或者如你所愿他们就不死?有些情况下只是手术没有起到作用而已,就是这样。”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他说。他做的很多手术眼看就要像放血一样过时了。一种新药在研制中,链霉素,已在试验中使用。有一些问题——自然会有问题,比如对神经系统的毒性,但解决方法也一定能找到。

  “该把像我这样的锯骨匠(暗指医术不高)淘汰出局。”

  他洗盘子,我擦干。为了不把我的裙子弄脏,他将一块擦洗毛巾围在我的腰间。当他给毛巾打结时,他把手放到我的上背部,十分沉稳有力,十指分开——他可能已经以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一番估量。那晚我躺到床上后,依然还能感受到那股力,那股从尾指到大拇指的逐渐增长的按压力。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更重要,真的,远远超过后来我下车前他留在我前额的吻。一个干燥的唇吻,简短而正式,匆忙而郑重地留在我的额头。

  我外出时,一把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但我终究没能用上它。如果是别的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的,特别是这房间里还有一个取暖器。但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形,他的过去与未来在那房子里无处不在,这不仅不会加大日常的舒适感,反而只会徒生令人极为不安的欢愉。我怀疑我是否还能读得进去一字。

  我盼望玛丽经过,好责备我错过了《萍奈福》。我想好了一个托词,我不舒服,感冒了。但接着我又想起来,在这儿感冒可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意味着口罩、消毒甚至是隔离。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可能隐瞒得了我去拜访医生这件事。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个秘密,即使是护士们,他们什么也没说,或许是他们过于高尚、谨慎,也或许这样的事情早已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助理们打趣了我。

  “那晚的晚餐吃得开心吗?”

  她们的语气友好,看上去像是很赞成。我的身价涨了。不管我是谁,至少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整整一周都没有露面。

  “下周六”是他说的时间,就在他吻我之前。所以我又在前廊那等着,这一回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来到他家,我走进前厅,他生壁炉。我看到了那个满是尘埃的取暖器。

  “不接受我的提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言不由衷?我向来心口一致。”

  我说我不想来镇上只是怕遇到玛丽。

  “因为错过了她的演出。”

  “那就是说你打算改变你的生活来将就玛丽咯?”

  菜大部分都和上次一样,猪排,速食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这一次他准许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请我摆好桌子。

  “你也可以了解东西都放在哪里,我相信都还是相当有条理的。”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他在灶前忙碌。他专注、自如的表情,简练、利落的举止,激起了我内心一阵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我们刚开始吃饭时,有人敲门。他起身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扛着一个硬纸箱,她把它放在桌上,然后脱去外套,露出一件红里透黄的戏服。

  “情人节快乐。”她说,“你们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所以我把演出给你们搬过来了。”

  她金鸡独立以便踢掉一只靴子,然后是另一只。她把靴子踢到一边,然后围着桌子神气活现地边跳边唱,声音年轻、饱满而又忧伤。

  我是小小金凤花

  亲爱的小金凤花

  虽然可能我永远不明所以

  但我仍然叫小金凤花

  可怜的小金凤花

  可爱的小金凤花

  在玛丽唱歌之前,医生就起身走开,他站在炉子前,忙着刮煎锅里正煎着的猪排。

  我为玛丽鼓掌,说道:“多么漂亮的戏服啊!”

  是的,确实非常漂亮。红色的裙子,亮黄色的衬裙,飘飘的白色围兜,带刺绣的紧身胸衣。

  “我妈做的。”

  “刺绣也是吗?”

  “当然。她一直在做,直到前一天晚上的下午四点才做好。”她说着,又表演了旋转和顿足舞。

  架子上的盘子叮当作响。我又鼓了鼓掌。我和玛丽都盼着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医生能转过身来,不要不理会我们。我们盼着他能说点什么,哪怕是勉强的,一个出于礼貌的用语。

  “瞧瞧还有什么,”玛丽说,“为了情人节。”她撕开纸板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都被切成心形,上面抹着厚厚的红色冰激凌。

  “太棒了。”我说,玛丽重又开始她的欢蹦乱跳:

  我是萍奈福的船长

  是个顶顶好的船长

  你非常非常棒,总之能明了

  我率领好船员

  ……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玛丽向他敬了个礼。

  “行了,”他说,“够了。”

  她不管他,继续唱:

  喝彩三声又一声

  只为勇敢的萍奈福船长

  “我说够了。”

  “为了萍奈福的好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餐,而你并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邀请你。”

  她最终安静下来,不过只安静了一小会儿。

  “好了,鄙视你,你太不友好了。”

  “你完全不必做这些饼干的,你任由你胖嘟嘟的越来越像头小猪了。”

  玛丽的脸胀得通红,似乎就要哭了。但她没有哭,反而说道:“瞧瞧,是谁在胡说,你都成斗鸡眼了。”

  “够了。”

  “呵,是你够了。”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到她面前。

  “穿上。”

  她穿上靴子,涕泪双流。她猛烈地吸溜着鼻子。

  他拿起她的外套,并没有帮她穿上,任由她手忙脚乱地胡套一气。

  “好了。现在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她拒绝回答。

  “走着来的,是吧?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不知自怜而摔进雪堆冻死。”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玛丽再也没有朝我看。这一刻满是告别的打击。

  当我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用甜点,依然是苹果派。或许他不知道还有别的种类,也或许这是面包房仅有的甜点。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着,冰激凌甜得惊人。不是浆果味的,也不是樱桃味的,只是糖和红色的食用染色剂。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我至少应该说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你的饼干。但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这场演出不是为我准备的,或者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我。

  他够残忍的。他的残忍令我震惊。实在是太狠了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这样我们的约会就不会被破坏。这种想法取悦了我,我又因此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等他回来后我该跟他说什么好。

  可他根本无需我说什么,他直接把我带上了床。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或者就像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一样,对他来说也意味着同样的惊喜?至少,关于我的童贞,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他不但准备了一只安全套,也给我拿了条毛巾——他尽可能持久地、舒缓地进行。我的激情就是惊喜,我俩都这样。

  “我要娶你。”他说。

  他送我回家前,把所有的饼干都扔了,所有红色的心,都扔进雪堆去喂冬鸟。

  就这样定下来。我们的订婚仪式——尽管提到这个词他有点小心翼翼——实际上就是我们不公开的合意。婚礼将会随时举行,只要他能有那么一两天的连续假期。一个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跟我的祖父母一个字也没提。我应该清楚这个关于婚礼仪式的打算,是他在毫不关心他人的看法下进行的,那些会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讥笑将远远超出他打算忍受的。

  他也不赞成买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来就不想要什么钻戒,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他说那就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在一起吃晚餐了,他说。不仅仅是因为闲话,也因为仅凭一张配给卡很难弄到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用不上,已经交给了经营厨房的人——也就是玛丽的妈妈——我很快就到森吃晚饭了。

  最好不要引起太多的关注。

  自然,每个人都会心生怀疑。年长的护士变得热心起来,护士长甚至给了我一个伤感的笑。我精心打扮自己,以一种适度的方式,也几乎没有任何意图。我沉湎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种天鹅般的安静,确切地说是双眼低垂,心无旁骛。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年长的妇女们正关注着这段私情的发展,她们已做好了在医生决定抛弃我时主持正义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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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并调侃我说她们从我杯中的茶叶上预测到了我婚礼的钟声。

  疗养院紧闭的大门里面,整个三月都是忙碌而令人窒息的,这一直是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在经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折磨后突然死去。如果有个孩子没有出现在课堂上,我不知道这是意味着一个极其糟糕的变故,还是只是这孩子疑似感冒不得不卧病在床。

  不管怎样,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以便医生能做一些安排。他从我房间的门缝下塞进来一张纸条,示意我在四月的第一周前准备好。除非有什么真正的危机,否则他定能设法休一两天假。我们打算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的结婚暗语。

  我已把我的绉纱裙洗干净,仔细叠好放进我的小旅行袋里。我猜想我将不得不在某个女盥洗室换衣服。我一直在搜寻路边,看是否会有早开的野花可采,这样我就可以做个花环。他会同意我拿着个花环吗?但现在即使是对沼泽地里的万寿菊来说也为时过早。除了能看到些干枯的云杉、蔓生着杜松的小岛和沼泽,什么也没有。在路基边,一堆杂乱的石头对我来说变得熟悉起来——似血迹斑斑的铁器和花岗岩斜架。

  汽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在播放欢快的音乐,因为盟军已经距柏林越来越近。医生说他们一直拖延着不让俄军最先进城。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已远离了阿蒙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里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最远的路程,我被激起某种强烈的情感,为源自他那男性的对我的忽视——我相信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彻底扭转——以及他漫不经心的驾驶技巧。他是个外科医生,这非常令人兴奋,虽然我从不承认这点。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到任何沼泽、肮脏泥泞的洞穴,或是粉身碎骨,以便他施以援手,如果他想要一个正当合理的邂逅。我也知道,我必须将这种感情深埋心中。

  我开始想眼前的事。我希望我们一到亨茨维尔就能找到一个牧师,我希望我们能肩并肩地站在一间起居室内——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温馨文雅的起居室。

  但是,等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结婚,我的新郎对结婚暗怀我未曾察觉的憎恨,他压根儿没想到要找牧师,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我们填写了一些表格,发誓要结为一体,然后由治安法官宣布我们婚约成立。

  午餐时间到了,阿里斯特把车停在一家餐馆前,这餐馆看上去就像是阿蒙森那家咖啡厅的亲表兄。

  “我们要在这吃吗?”

  他细究了下我的表情,改变了主意。

  “不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在一家餐厅那冷冰冰的前厅用完了午餐,这家餐厅打着鸡肉套餐的广告,看上去也有些故作风雅。盘子也是冷的,没有别的正餐,也没有播放电台音乐,只有我们用力切那黏糊糊的鸡肉时发出的餐具碰撞声。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如果我们在他最初建议的那家餐馆吃饭,一定会吃得愉快些。

  然而,我发现找寻什么女盥洗室实在是需要勇气,在那,寒冷的空气比那间餐馆前厅更令人沮丧,我抖抖索索地穿上我那条绿裙子,重新涂上唇膏,并把头发扎好。

  我走出盥洗室时,阿里斯特站起来迎接我,他笑着紧握我手,说我看上去真好看。我们手拉着手,有些拘谨地走回到汽车那。他为我打开门,绕回到驾驶室上车。他坐好后,把车钥匙插进去点火,接着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仓库前,雪铲正半价出售,窗户上仍有代磨滑雪冰刀的招牌。

  街道对面有栋木屋,漆着油亮的黄色。屋前的台阶看上去极不安全,两块木板呈X形钉在台阶上。阿里斯特的小车前停着辆大卡车,战前的式样,带踏板和边缘锈迹斑斑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内走出来,进到大卡车内。先是一阵发动机的轰鸣,接着大卡车原地跳了几跳,然后才扬长而去。一辆印有五金店名字的货车想停到刚腾出来的空间内,但地方不够大。司机下车过来敲了敲阿里斯特的车窗,阿里斯特吃了一惊——如果他先前没有如此热切地在那说话,他一定早就留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穿工装裤的男人问我们是否要到五金店内购物,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请我们离开。

  “就走。”阿里斯特说。这个坐在我旁边、就要跟我结婚的男人,现在已不想娶我了。“我们正要走。”

  我们。他说“我们”。有那么一刻,我贪恋着这个词,接着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被包含在他的“我们”之内。

  这无关“我们”,也无关那些使真相清晰呈现于我面前的种种,仅仅是他和那货车司机间的男人对男人的语气,他的平静而适度的歉意。我差点祈求他能继续之前的谈话,在他没有注意到货车打算停进来之前的谈话。他说的话虽然令人害怕,但至少他在咬牙坚持,他的克制,他的心不在焉,以及他的声音都透着一种痛苦,无论他在说什么,他都大声说出了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的那些,同样抵达内心深处的那些。当然他不是现在才说出的,而是在他和那个男人说完之后的事情了。他摇上车窗,全部注意力都在那辆货车上,他把车倒出那狭小的空间后开走,以便不必与那货车签下购物协议,似乎已没什么好说,也没什么好做的了。

  “我不能这样做。”他说。

  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无法解释。

  他只是感到这是个错误。

  我发觉要不是听着他的说话声,我都没办法去看代磨冰刀招牌上弯曲的“S”形标记,或是那栋黄色房子台阶上由粗糙的木板钉成的“X”。

  “我现在送你去火车站,我会买张去多伦多的票给你,我确定下午晚些时候会有辆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编出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找人把你的东西打包,请把你在多伦多的地址给我,我想我没有保存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出份证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无论如何你不需要做完这学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孩子们将被转移到另一家疗养院去。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全新的音调,几乎是有些愉快的,一种终于解脱的口吻。他也在努力掩饰,不让我在离开之前察觉到。

  我看着街道,就像是被送去赴死。然而还不是,还不完全是,这还不是我最后一次聆听他的声音。还不是。

  他都没有问去火车站怎么走。我大声责问他,是不是以前他就常这样把女孩送到火车站。

  “别这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是将我生命中剩余的东西折断了一次。

  五点有趟去多伦多的车。他去问询时我就在车里等着。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分外轻快的步伐。他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点,因而当他走近时他变得沉稳起来。“车站里很舒服很暖和,还有个女士专用候车室。”他为我打开车门。

  “也许你愿意我等会儿,并看着你离开?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点像样的甜点。那个餐馆太糟糕了。”

  我一下变得激动起来。我下了车,领先他一步走进车站。他指着女士候车室,冲我高挑起一只眉毛,想开个最后的玩笑。

  “或许有天,你会把这一天看作是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我特意坐在候车室里能看到车站前门的一张长椅上,如果他回来,我就能看见他。或许他会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考验,就像那些中世纪的戏剧里常演的那样。也或许他会改变心意,当他沿着高速公路飞驰,看见淡白的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我们刚刚一起经过的那些石头上,他会意识到他的愚蠢,他会飞快调头跑回来。

  距去多伦多的火车进站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但火车似乎是马上就来了。即使这些奇怪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翻腾,我还是像被根绳子牵着似地登上了火车。离站的汽笛长鸣,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站台。现在跳下车去还不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过街道,到他停车的地方去,到他刚刚止步不前、苦思冥想的地方去,还不太晚,求求上帝这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我要跑去见他。还不算晚。

  突然车厢里一阵混乱,喧哗声阵阵。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晚到者,在座椅间挤来挤去。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高中女生。她们引起的混乱招致了一片嘘声,列车员对她们争抢座位表示不满,并催促她们赶紧坐好。

  她们中的一个,也许还是最吵的那一个,就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跑过来了,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我要去哪。

  去看一个朋友。我告诉她。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告诉我她们和亨茨维尔高中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这是一场狂欢。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不是吗?”她开心地嚷道。其他人咯咯地傻笑。她提到比分,确实令人震惊。

  “你穿得多整齐。”她说。但她似乎也不是很关心我的穿着。她看上去对我的解释也没什么真正的兴趣。

  当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我的外祖父母时,她几乎没有在听。关于阿里斯特也是一句话没有,哪怕是说他句坏话。她一定没有忘记,应该只是把那一幕,还有从前的她自己都束之高阁、深埋心底了。也许她真的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我为她感到高兴,尽管当时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留给我自己的问题是,火车到达阿蒙森时我还能做什么?弃车而去,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真是终身蒙羞啊!

  事实上,火车在阿蒙森停得并不长,刚好够女孩子们集合的,列车员一个劲警告她们,说如果再不快点,她们就只好坐到多伦多去了。

  很多年来,我都在幻想着与他偶遇。我活着,只是活着,在多伦多。在我看来,所有的人都终老多伦多,我也不例外。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接着,十多年后,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在穿过一条人流涌动、无法独自慢行的街头时,我们迎面走近,彼此凝视了一会儿,几乎同时,一丝无法掩饰的惊讶绽放在我们那饱经时光摧残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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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起来:“你好吗?”我回答说:“很好。”然后出于礼貌,我们又彼此道了声珍重。

  那一刻,一切大体上都还真实。因为要支付我丈夫的一个孩子积欠的债务,我正与我丈夫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那个下午,我去美术馆看一个展览,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再次回头冲我喊道:“一切顺意!”

  看起来仍然好像我们会走出拥挤的人流,似乎片刻之后我们就能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我们也可以各行各路,事实上我们就这样做了。

  没有泣不成声。当我走到人行道上时,他也没有伸手环住我肩。我只捕捉到他眼光的一闪亮,在他一只眼比另一只眼忽地睁得大了些的那一刻。是左眼——总是左眼,一如我还记得的那样。而且看上去总是如此陌生、戒备而又迷惘,似乎他想起了某些疯狂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几乎要令他笑起来。

  就这些。我继续朝家里走去。

  感觉和我离开阿蒙森时一模一样,火车拖着我前行,恍若梦中。

  而关于爱,显然,什么也没能改变。

本文标题: 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代表作《阿蒙森》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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